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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编委会越来越红火，各地出版社，还有台湾出版社纷纷来联系，希望合作出书，门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们的主编穷于应付，以至于宣布，除了正主编和社长，其余的人一概不见。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之间却出现了矛盾，而且无法调和，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为分裂。我属于被迫离开编委会的4个人之一，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也不复存在，这使得它的内部重创成为无关紧要的事。

90年代：面临新的格局

1989年，我过了大约半年蛰居生活，以前热衷和尊崇的学术研究忽然变得不重要，生命处于失重状态。走出蛰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后。这年9月，我所在的官办学会在离武当山不远的十堰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我联络了一大批朋友与会，会后游武当山、神农架、大小三峡，畅谈我们自己的话题。同年12月，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几天，商量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选题。我们精心策划的选题后来被枪毙，但得到了副产品——一次确实丰盛的精神会餐。

90年代初有两个重要话题，一个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转向”，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代表）的含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义式理解和浅薄，许多人对这两个主题作了一种（他们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强调“意义的解构”，其实质是对自己当下犬儒主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作形而上学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致力于对“语言转向”给出全面、准确的说明，特别强调其边界条件，并挑明昆德拉的中国式解读中的误读与错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登陆发生在1986年，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一年到北京大学进行一个学期的讲学活动，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因此而传播开来。在90年代初的条件和氛围中，这种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学、文化、学术界最时髦的东西。这种主义的中国版包含的肤浅和谬误使我忧虑和反感，我坚信启蒙在中国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应该争取和实现，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开始发表论文和评论来阻击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论战中发现，真正懂得后现代主义的是少数不事喧哗的研究者，那些名气很大的“后主”们只长于炒作，在学理方面很欠缺。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6）

在90年代的氛围中还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以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代表，主张“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其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经有两三百年，风水流转，下一世纪轮到咱们中国了；另一个论据是，西方社会正遇到无法解脱的危机，只有乞灵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摆脱危机。我对这种观点大不以为然，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的态度被观察敏锐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借助于“青年论坛”的名义召开会议，部署对于“国学热”展开大批判。F教授认为，“国学热”中有人企图以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来抵制、排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他想要开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请与会的H、L都表示只能进行说理的、学术性的磋商、批评，我特别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会在学理上闹笑话，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对于应该批评的东西，其效果也是适得其反。

F教授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类人，会议一开始，他摸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记事本，就像指挥战役的军官首先介绍敌情一样，讲“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哪位学者在海内外什么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有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的师承关系、单位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各种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等等，如数家珍，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听得我不寒而栗。事后发生的情况说明，他对我们拒绝参加他的大批判铭记于心，使我们在他认为十分关键的事情上付出了代价。

到了2005年，我在批评“国学热”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锐、猛烈，同时发现F教授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他是在与时俱进，这是好事，但愿在这新一轮的“国学热”中他不再把我当成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