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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保护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国家自然联盟以及地球之友等。这些都是资深环保卫士，很多都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公众对环保团体在基金方面的瑕疵有些质疑，但这些组织仍保有极高的公众影响力。一项研究显示，55％的意见领袖信任非政府组织，而信任企业的却只有6％。

这些环保组织中的很多都是建立在对抗模式之上的，无论是像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那样在法庭上掀起波澜，还是像绿色和平组织那样在树上静坐或登上石油钻井平台，都是如此。像壳牌的案例那样，压力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像追光灯那样，仅锁定公司总部内的主要高管。数年前，一些聪明的环保宣传者站在美国波士顿的芬威棒球场外派发棒球卡，将史泰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描述成了在全球砍伐森林的罪人。在卡片的背面，印着对这家办公用品供应巨头的严厉批判。用史泰博公司一位高管的话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指控我们一手砍光了世界上的森林”。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3）

令人惊讶的新型合作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了极大的变化。现在，所有的主流环保非政府组织都将与企业界合作当做一项核心职能。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

环保主义者的行为已经精明多了。他们不再穿着羊毛衫和凉鞋，取而代之的是得体的西服领带……就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们攀爬上英国石油公司的海上钻井平台抗议新的石油开采行动没多久，（绿色和平组织的领导人）梅尔切特先生（Melchett）就与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共进了晚餐。

随着与企业间的互动从偶尔共同进餐发展到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变得愈加成熟老练。在2002年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上，绿色和平组织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ut）并肩协作，探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有时候这种战术可能不够妥当，比如，有一次迈克尔·戴尔的妻子在办公室外遭遇了愤怒的抗议者，他们抗议戴尔公司没有对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利用。还有一些人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线，做出了危险的举动。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着名的滑雪胜地范尔就成了纵火行为的受害者，当时极端分子点燃了多个建筑，据推测可能是为了抗议滑雪场扩张到了原始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公司能对非理性行为有完备的计划，但是每家公司都可以大幅度降低遭受攻击的概率。其他滑雪场（其中最知名的是阿斯彭滑雪场，）通过将环保思维确立为企业战略的核心，避免了遭受激烈的批评。实际上，阿斯彭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pany）最近承诺在其运营中100％采用风能。相关的监督组织将阿斯彭评为西部头名环保滑雪胜地，而范尔仍得到了低分。

事实上，这种对抗方式已经越来越少。如今非政府组织选择与企业合作的情况与攻击企业的情况相比，至少已经数量相当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合作关系，以及如何确保这些关系发挥效用并创造真正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着重介绍两个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佳的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案例：

金吉达（Chiquita）公司与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作为一家在过去遭受过波折的公司，金吉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而不得不转变经营方式。在其后的10年中，他们与雨林联盟密切合作，转变了在拉丁美洲地区香蕉产业的运营模式。

麦当劳与美国环保协会。麦当劳可能是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中获得最丰厚回报的企业。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美国环保协会在包装方面开展了合作，共同消除了泡沫聚苯乙烯包装盒的使用。在过去，麦当劳曾用这种盒子包装了所销售的10亿多个汉堡包。

尽管现在非政府组织经常与企业进行合作，但很多组织仍非常活跃地发挥着监督作用。很多时候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在某一问题上合作，但在其他问题上仍然公开攻击企业。企业对此颇感沮丧，但这却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是放眼全球还是仅着眼于本地，不管是在幕后推动其议程还是在台前面对镜头，也不管是提供便利还是制造麻烦，非政府组织都是一股必须重视的力量。企业若不恰当地处理与非政府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