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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