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1/3 页)

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利益驱动，应该算是一个复杂的“中国问题”。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长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系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

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那时的北大，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14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少说大学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经典的话，现在常常挂在嘴边，但究竟什么是大学，我也越来越糊涂了。

天下公器（6）

学报的办公室在校学生会的楼上，但我从未更上层楼。我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如同我在楼下仰望楼上一般。一次在路上，听到毕业了的学长说某期学报要发什么文章，我实在钦佩不已。毕业以后，在老文科楼上班，学报又在我办公室的楼上，那时偶尔学写点论文，心虚地跑到楼上转悠，好像没有进过门。靠近九十年代时，终于有天投了篇稿子去。编辑看后约我修改，我诚惶诚恐地把修改意见记下了，再回去按照编辑的意见改。但编辑对改过的稿子并不满意，又把我找去，而且替我写了他认为应该怎样写的详细提纲。我心情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提纲，我无论如何不会写，但编辑如此打磨后学的精神又令我感动不已。我愣了半天，说我再想想。这篇稿子后来另谋出路了。——多少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温暖，文字是冰冷的，但文字背后的故事是流淌着的血脉。

等到不用笔墨而流行电脑写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和学报比邻，后来学报的办公室又成为我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我一呆就是好几年，我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或在这里完成或在这里打印。这些年学校变化天翻地覆，体会到鲁迅说的要在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意思，我想读书和写作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最好的途径。我常常觉得这间办公室弥漫着学养之气，足以涵养我的文字。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错觉。换一个空间，倘若你心里还有学术，你总会接通你珍惜的那些精神、学养之类的东西。我感到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