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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1）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的一天晚上，我与一位当时最密切的友人议论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当时流行一句话：“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意思是说，只有两个人之间才能说真话，因为万一对方检举揭发也不会有证据。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就比较危险，万一其中两个联合起来揭发另一个，此人必败无疑，所以千万不能说真话。人再多就更麻烦，还是说笑话稳妥。我与他只有两人，说的是真话。我们都认为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在三年后，我估计只要一年；他认为会回到“文革”前，我估计至少要回到“大跃进”前。谁也没有想到，惊天动地的变化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学党支部召开教工大会，传达上海市委负责人马天水的讲话。我一方面为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兴奋，另一方面对马天水所强调的“上海市委没有问题”深为不满，几次打断支部书记的传达进行批驳。当时我是该校“红卫兵团”的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学生工作，手下有一帮学生干部。会议一结束，我就带着他们刷出一幅大标语，责问上海市委站在什么立场。接着又写了一份大字报，让学生抄了两份，与他们一起骑着“黄鱼车”（上海一种三轮车，一般用于运货，也可坐人）或自行车，贴到了火车站和外滩“市革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附近。那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但有内容的大字报并不多，所以我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当晚，我们又骑车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处），大门前已不见警卫，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张春桥家已人去楼空，进院的人都会去转一圈。其他几幢楼门窗紧闭，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着灯光在议论各种小道消息，来自复旦、交大的人最受欢迎，无不成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为他们传播的消息比较可信。

很快尘埃落定，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书记，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成了揭批对象。这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最多一天参加三场###游行——带学生参加区、市两次游行，参加全区教师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几天还先后去人民广场等处参加揭批马、徐、王的大会。连日来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很像十年前“文革”爆发那一两个月间，当时我曾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后。

我对“文革”和毛泽东当时实行的路线的怀疑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但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而长期接受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样“左”的立场上反对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写作组“罗思鼎”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原因是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缺乏经验，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此文否认阶级斗争，美化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

“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党（支部）”指向哪里我就打到那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成为学校头号“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后，党支部被夺了权，支部书记被监督劳动，学校实际瘫痪。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