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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经历对我以后研究国际关系有直接的帮助和影响。当时不能考大学，高中毕业一般是下乡插队，所以，当兵也是最好的出路。当时学校的好学生很多当兵，我一直是好学生，班、年级、校学生干部，所以当兵也是当时自然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我前后有8年的军龄，从战士到干部到军事院校教员，对我后来理解、从事外交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研究起了基础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每个上过大学的人一生最难忘的时期，也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时机，但当时我既没能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也没有能够来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计划的，所谓时事比人强。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业、恋爱、婚姻，都得讲缘分、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允许我们报名。我复习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25天。我所报的几个学校的国际关系或相关专业都没有考上，成绩差得很远。我后来还跟女儿讲，自己当时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来就被调剂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1978年，全国很多外语院系想从英语考生中招生比较困难，招不满。所以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从文科考生中招。主要是通过面试，看发音是否清晰。后来，我就收到英语语言文学系的通知书。这就是阴差阳错，现在再也不会有谁一个单词不会就进了外语系的。

我对英语一直不太感兴趣，也承认我学外语没有天赋。我与那些中学学英语的同学相比，有差距。尽管学习上我很努力，还是一直处于中下水平。在“英美概况”、“阅读”、“翻译”等课上，我有优势，因为我读的书比较多：包括英语世界的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书，但是我对科技方面的不感兴趣。

除外语外，大学时期文学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爆发，就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倾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深深的伤痕，暴露一些人的腐败、黑暗。这些对我们那一代学生影响很大。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花城》、《钟山》、《百花》等一些文艺杂志突然涌现，真有点类似文艺复兴的场面。当时外面的东西，外国文学、校园文化、港台歌曲，包括琼瑶、三毛的作品，大量涌了进来，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一进馆，首先抢这些流行的文学杂志，之后才看专业书。

总起来说，这些阅读对人的影响是积极的，使得大家一股劲地向上。“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思想上非常单调、空虚，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体会到很多人生的真正的东西，包括黑暗的东西，对人们的冲击很大，使人们看到光明，重燃对美好的向往。1979年中美建交，正好是我上大学学英语的第一学期；1984年中国女排兴起，我们这代人对女排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对我们来说，中国的兴起和女排的兴起是同步的。女排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的兴起，这说明一切都在兴起。所以，人是跟时代、国家、社会同命运的。个人离不开国家、社会，不是高考恢复招生，我不会上大学；没有国家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中美不会建交，当然就没有我们出国留学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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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3）

大四时的第一次考研也没有成功。我当时报的是外交学院，各科虽然都在及格以上，但却没有考上。这一次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从幼儿园开始算起，那是我第一次努力后的失败，所以我很痛苦。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年又试，终于考入国际关系学院，一下子实现了我的两大目标：来到北京和读国际关系专业。

跟大学阶段完全不同，研究生阶段我的学习如鱼得水。我的专业课学得很好，应该算是出类拔萃，但是，学校里的多数课程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自学，经常泡在图书馆或待在宿舍自己看书。因为书借得多了，所以图书馆管借书的老师跟我很熟。这一阶段，我读得最多的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我还是对美国问题感兴趣。

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国内刚刚开始介绍引入西方国际关系学。所以，当时读到像《国家间政治》这类的书，大家真是感觉眼前一亮。当时，国际理论方面的书，对我来说还是摩根索的这本影响最大，这本书让我觉得国际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认为他的这本书讲到了国际关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