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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死刑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别例外，应按非常时期的特例看待，不具典型性）；公众舆论对同性恋一向比较温和。

在我看来，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往往凭世俗的平常心和直觉来评价人与事，人们认为，同性恋既然不会伤害他人，就与他人无关，因此不会对同性恋有太严酷的看法；第二，中国文化强调生育价值，由于同性恋活动不会导致生育，所以容易被人忽视，不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罪行；第三，这种态度也许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很有信心，从不担心被异己的文化所同化。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不至于残酷迫害它。福柯早就把中国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埃及、古日本相提并论，认为我们有西方所没有的长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在同性恋问题上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做出妥善处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榜样。

其他越轨性活动

艾滋病的发现及随后席卷整个西方的保守派性道德回潮之前的那段日子，是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情况正如福柯所盛赞的那样，人类所有的能量和想像力，也就是异性恋中汇集在求爱上面的能量和想像力，全都被投入到加强性本身的活动中来了。一种性实践的全新艺术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它试图探索性活动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性实验室的地方，在那里，各种各样全新的性艺术被陶醉在自由感当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创造出来，许多过去被视为病态的东西，被当做全新的性艺术供人们尽情欣赏、实践。

在70年代西方的性革命之后，过去隐藏自身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公开自己的倾向，出版特色杂志，刊登广告。例如换偶活动者、易装者、虐恋者等等。人们总是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而没人做过的，还有哪些未经探索的领域。多种多样的“异常”性活动发展起来，不仅因为它们令人感到新奇，而且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戏剧性和美学价值。

在现代西方社会，超越性别　（transgender）　正在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其中包括易装活动、易性活动及其他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行为。一个新型的两性融合的社会　（a　unisex　society）　正在形成，各种角色混合在一起，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情人和主妇。这一潮流已经成为一般社会变迁的明显标志。

在各种与众不同的性活动中，西方人发明了一种换偶活动　（swing）。在这类活动中，数对配偶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配偶的性活动。在50年代，人们将这类活动称作“换妻”，这一称呼反映出一种妻子是丈夫的财产的价值体系，似乎妻子是一种可供交换的商品。随后出现了具有两性平等价值的称呼：“交换配偶”。接着又出现了“多对配偶性活动”这一说法。最后，这类活动被多数人称作换偶活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此类活动。

像同性恋一样，虐恋这种与众不同的性倾向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为什么虐恋的形象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部分的原因是对安全的性的强调。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们放弃了必须交换体液的性方式。虐恋所唤起的不是性快感，而是一种精神宣泄方式，性能够只发生在头脑之中。虐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性亚文化。目前我国也出现了少量的虐恋俱乐部，在网上活跃着出售虐恋用品的商店。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4）

9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安全的性”为主要特征的性活动的新形式，例如电话性活动　（phone　sex），人们通过向专门服务机构打电话，或者讲或者听一些想像中的性活动来获得性满足。在美国，每分钟美元的电话性服务包括同一个“真的、活的、英俊的男人或美丽的女人”的性对话，“实现你所有的幻想”。电话性活动跨越于淫秽色情品与卖淫之间，将前者的自慰因素与后者的亲密互动关系结合起来。再如，电脑性活动　（cyber　sex），通过计算机的国际互联网上的色情布告板活动获得性满足。近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提出一种可能性：在未来，性对许多人来说将日益变成一种孤独一人的行为　（solitary　activity）。

面临艾滋病威胁的人们还发明出其他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