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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出生的我，总是半夜哭闹，几乎每到夜里零点时分，哭声就自动响起，害得妈妈根本没法睡觉，只能抱着闹个不停的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爸爸则是围着我们母女俩，急得团团乱转。我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嚎腾了一年多。一岁半的时候，我在托儿所里突然发起高烧，一下子烧到四十多度。托儿所的阿姨吓得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了一针庆大霉素。第二天，又接着打了两针，同样是庆大霉素。四十多度的高烧总算是退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然而爸爸却总是有些不祥的预感。时间一天天过去，爸爸妈妈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因为，好几次，当背后突然出现嘈杂声时，我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对声音没有丝毫反应。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妈妈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爸爸在我的耳边使劲地拍巴掌，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不理会身边的事情。

任何声音，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多余的了。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寂静。在寂静中，不管是谁喊我，声音再大，对我都没有作用。爸爸妈妈的心情可想而知了。焦急之中，爸爸妈妈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但所有看过我的人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医。最后，父母抱着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上海一家著名的耳科医院。

在这家大医院，经过脑干电位观察后，一位刚从西欧考察回来的著名医生，对我父母写下了权威性的诊断书——“神经性药物中毒，双耳全聋”。（其实我尚有一丝听力，并非双耳全聋，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只能被诊断为双耳全聋。）那一刻，我的爸爸妈妈感觉自己好像被整个世界彻底地抛弃了，眼前是无尽的黑暗。

爸爸仍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婷婷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回答道：“目前来说，全世界还没有能治好耳聋的办法。她以后只能是上聋哑学校了。”

连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利剑蓦地刺中爸爸妈妈的心，让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捧着个玩具，正玩得高兴，还“咯咯”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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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白雪公主

上幼儿园时，因为我不会讲话，不能与老师和小朋友交流，玩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总会出错，所以小朋友们都不喜欢和我一起做游戏。我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墙角，羡慕地看着周围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快乐地嬉戏，一心盼望爸爸早点儿来接我。

有时，因为太孤单，因为想念爸爸妈妈，我就会哭闹起来。一个年轻老师被我烦得无法忍受，就拿了块手帕，把我的嘴堵了起来，好让我安静下来。我又惊恐又委屈地看着老师和小朋友继续上课游戏，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小朋友看我是不会说话的小哑巴，也经常欺负我。他们一边嚷着，一边推搡我，或者拽我的头发。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只是本能地抵挡和躲避。爸爸来幼儿园接我时，我都使劲地挥舞着手，想告诉爸爸，今天又有小朋友打我了，我是怎样用胳膊挡住他们的。爸爸真是心酸无比，却又无可奈何。

我上幼儿园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让我变得很自卑自闭。家里来了客人，我都要钻到桌子底下，甚至床底下，然后悄悄地看着大人之间的对话，直到客人走了才敢爬出来。

小时候的我特别漂亮，人见人爱。幼儿园老师给我起了个美丽动听的绰号——“白雪公主”，但在这个美丽的绰号前面，却加上了令人心酸的两个字——　“哑巴”。每次爸爸来幼儿园接我回家时，小朋友们总会齐刷刷地看着我们父女俩，并喊着“小哑巴的爸爸来了”。爸爸每次都在令人心碎的“欢送声”中，紧紧地攥着我的手，领我快步走出幼儿园。我抬头困惑地望着爸爸，不知道为什么离开幼儿园我很高兴，而爸爸却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有一年腊月，又一次在“小哑巴的爸爸来了”的欢送声中，爸爸带着我快步走出幼儿园。爸爸骑着自行车，左右手牢牢地握着车把，我被安全地固定在中间，好奇地张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爸爸骑着自行车，想起我不幸的命运，忍不住落泪，不自觉地抬起右手，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我发现爸爸右边的胳膊突然不见了，一时好奇，向右侧过脑袋，想看看怎么回事，结果身子一歪，“咚”地掉在了地上……我的哭声招来了周围一束束不解甚至是嘲笑的目光——这个糊涂的父亲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