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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德外交调解时，日军连续攻陷金州、大连，向旅顺猛扑。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门户。日军决定以“重大伤亡代价攻取旅顺”。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行动，全城仅留三十六人负责掩埋尸体。负责旅顺船坞工程的龚照玙，金州失陷后逃回天津。李鸿章令其回旅顺前线效力。然日军进攻旅顺时，他弃船厂于不顾，乔装改扮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当时人们编了“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歌谣讽刺淮军逃跑之快。李鸿章一生都以淮军为荣，此次败逃实使其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日军的下一目标是威海。李鸿章令丁汝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威海卫。当时朝野均指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贪生怕死、畏敌避战，要求将其立即撤职。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评价道：“有人责备北洋海军，殊不知这不是北洋海军的过错，也不是丁提督的过错。有人钳制海军，丁汝昌不能做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中日军队实力悬殊，攻打旅顺时，丁汝昌曾请求舰队与日本决一死战。李鸿章坚决反对，对丁汝昌说：“你在威海卫守住那几只船，其余不关你的事！”

日本此时突然改变战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议和“价码”：中国赔偿军费四亿两，并将日目前所占之区割让日本。清政府认为条件虽苛刻，却有议和的希望，任命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一向主张议和的李鸿章对此次议和态度并不积极，他认为日本此时提出议和，其中定有蹊跷。果然，清方使臣还未踏上东瀛，日军便发动更大攻势。二人使团的迅速成行明确显示出清政府无心恋战、急于求和的真实意图，也使日本政府坚信，战争越扩大就越有利可图。

1895年2月2日，威海卫失陷。统帅丁汝昌早已作好与北洋舰队同存亡的准备。丰岛海战后，他将儿子丁代禧留在身边，儿媳张氏和孙子丁旭山送回原籍。临行前他交代张氏：“我的生命已交给了国家，你一定要照看好我的孙子！”刘公岛保卫战开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表示：“唯有船没人尽而已！”丁汝昌派人将鸦片送到船上，以备如果不能战死就服毒自尽。为防止受伤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用广丙舰的鱼雷炸沉了已搁浅的靖远舰，又在定远舰中部装上火药，将其炸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吞鸦片自尽，实践了“舰队亡则人亡”的誓言。丁汝昌向广大官兵许诺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了。傍晚，丁汝昌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上面写着“援兵无期”！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深夜时分，水陆兵民万余人向他哀求活命。丁汝昌叹口气，道：“与军舰同生死是我的职责。但我的死可以救你们的命。”他向大家暗示自己死后可投降日军以求活路。并交代部下牛昶销毁北洋水师的提督印。丁汝昌服下事先准备好的鸦片，次日清晨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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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覆亡（3）

牛昶和杨用霖主持了投降事宜。杨用霖当场拒绝，口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走入船舱，饮弹身亡。护军统领张文宣同时自尽。美国人浩威建议以丁汝昌的名义投降，牛昶在投降书上盖提督大印。几人将责任推到丁汝昌身上。可怜丁汝昌死后蒙羞，家产全被没收，子孙流离失所。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在威海商民联名提议下，方由袁世凯上奏为其平反昭雪。

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徐徐驶入威海港。中国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十艘军舰换升日本国旗。只有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载送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六人的灵柩。下午1点，十艘中国军舰全部编入日本舰队。4点，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冒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精心培养的海军人才同他洋务救国的梦想一起覆没了。

炸炮三局

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发现太平军用洋枪，尤其李秀成的部队洋枪最多，最不好打。他由此得出结论：外国“炮火绝妙精厉”，“只有用洋人的军火才能制服太平军”。1862年6月，李鸿章的淮军中出现了洋枪队。洋枪杀伤力有限，李鸿章很快领悟到“西洋兵法是以炮为主，以枪为辅”，而计划练成万人以上的炮兵，尽快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新式炮兵装备的炮，须是洋炮。当时洋炮有长炮、短炮两种。长炮即加农炮，又分12磅、24磅、32磅等数种。12磅以下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500米；24磅以上属重炮，多用于近距离的攻城夺池，或者用来装备要塞。短炮类似于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