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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利富洋行。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是呢，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个既成事实。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拍出一万两白银，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也没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电报线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可惜他这一次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却是个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洋务派的山岳之镇——丁日昌。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得“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