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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