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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都出来了。只有老四还在那儿。

奶奶去世后的那个凌晨，我和父亲，跑到了镇上的大街上。这个小镇有两条街，一条是石板街，那是过去的中心街道；一条就是大家叫习惯了的“大街”，那是现在的中心街道。我和父亲坐在大街上一家铺子的台阶上，背后不远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条女庙巷。我们父子悲伤不已，相对无言。天已经大亮了，我对父亲说，去看看那条老街，石板街。

我长期以来对爷爷奶奶生活过的小镇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它曾经是我们家族生活的一部分，而后又从这里迁徙到乡村，这虽然并非我的亲历，但与这个小镇相关的历史始终是拖在我身后的背影。在一九八一年从这个小镇办好粮油与户口转移的手续后，我几乎没有再走进这个小镇的中心地带，也就是大街和石板街。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原来在小镇边缘的中学，此时已经成为中心，在它的东边，新的居民点、办公楼、商场等建筑让我读书时出了东门就面对的农田不断东移。站在中学东门的马路上，视野所及，已经不见庄稼。我如果从镇上路过，通常是走中学东门的马路，而不会深入到镇上的老街。

当我在清晨听到店铺开门的声音，看到小贩挑着菜篮子来到大街时，　我对石板街的记忆被目下的市井气象唤醒。在一九八一年夏天从那条石板街踏过后，我再也没有和它相遇。这条老街留给我的不仅是小镇当年远非乡村可比的繁荣景象，它呈现出的是和我的村庄生活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条长长的石板街是明清两朝在这个小镇的依存，街道两旁的青砖黑瓦房至少也是晚清时期的建筑。这条老街几乎集中了小镇的全部商业网点，临街的门面房是商铺，里面则是居所。一九八三年，我在王府井大街走过时，就想到这条老街，我们小镇的“王府井”。而现在，小街比以前冷落多了，尽管还有一些商铺，但我以前熟悉的那些小店基本关门了。在这条老街上的文化站也已经锁了大门，我站在我原先站过的位置上，透过门缝，里面黑暗一片。石板街西端的水码头也已废弃，我站在码头东顾，唯一让我觉得熟悉的是街道两旁的房子都还在。石板街，这个小镇的象征，看来岌岌可危了。

我的曾祖父、爷爷奶奶，我的父亲和我，少年时都从这条街走过，和这个小镇

上的人以及周围乡村的人一样。所有的足迹早已被风吹雨打去，这条老街和两旁的房子，却一如既往地躺在那儿，立在那儿。但现在，石板之间的缝隙长出了杂草。我不知道，这条街还能存在多久。

对小镇和老街的复杂感情弥漫在我的非学术写作之中。我在一篇虚构的文字中说：

我抱着皮大衣坐在大会堂门前的台阶上，大衣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把它贴在脸上，已经嗅不到老爹的气息，但阳光照耀下的皮毛大衣还是呈现了往昔家族的小康气象。中午过后的阳光终于有些暖意，但水泥台阶依然冰凉。我走下台阶，荡回石板街。我穿起了老爹的皮毛大衣，往老屋那头走去。这个街上没有人认识我，那几个和奶奶打招呼的老人，当年或许也就是在我这个年纪看到我老爹穿着这件皮毛大衣从这条街上走过。他们早就没有理由想我老爹了。即使是我这个曾孙，也正在逐渐失去对祖先的记忆。我记不清我第一次走进时堰镇祖居的时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它留给我的感觉如同我走进生产队场头下的地道，潮湿、阴冷，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无法想象我的曾祖父就在这里有滋有味地过着他的油店老板生活。在我祖居的隔壁，就是著名地理学家许先生的故居，那栋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我的母校中学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一样的潮湿和阴冷。我猜想，那位比我祖父还高出一辈的许先生，他最终成为一个水利学家，甚至与他想告别这里的潮湿和阴冷有关。

这是虚构中的写实。我在这篇未刊的文本中还说：我只是觉得，对我这样的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其实也不只是我，我的长辈们大致也是这样的，小镇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或者都市离我们太远，那些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个人在麦田里拣麦穗时，突然有飞机从田野的上空掠过，转眼即逝。而小镇不同，小镇就像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它虽然和你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但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中的谱系中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小镇刺激了我们所有的欲望，包括繁华、权力、身份和女人。做文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常常说到城乡冲突，其实疏忽了在城乡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小镇。但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