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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一切安好，我们顿时放下心来，闲聊之中，听三姐说姨父近来常犯病，身体不是很好，我听后心里一沉，连忙与妻商量，决定第二天去姨姨家走走。

翌日下午，三姐、三姐夫、妻子和我一路赶到姨姨家，在二姑娘住的院子里，找见了在偏房椅子上斜坐的姨父，或许是犯病初愈，只见姨父目光呆滞，神志不清，聊会话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待邻居从地里头寻回正下地干活的姨妹，仔细打听才知姨姨去了大姑娘家。

寒暄几句，马不停蹄。我们又驱车赶到冯留村，冯留是个大村子，有好几个自然村。问过之后才找到家里，大姑娘家刚刚重修过正房，人还未搬进居住。在西边侧房里，等见姨姨回来，一番亲切交谈，知道了姨父的病情和她的身体状况。

待我们返至街上停车的地方，姨姨一直相送我们到巷口。当我们黄昏时分离开村子的时候，从汽车的后视镜远看，姨姨伫立在那的背影，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人还未回到省城，电话却打到了老家。

有客户从京都来，催我们快返回受命。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阳光时隐时现的下午，老天爷让我最后看了姨父和姨姨一眼，谁知那竟成为我们亲人之间的永别。

从老家返城不到半年，三姐的电话里，相继听到了姨父、姨姨下葬的消息。

200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九，姨父在病魔里过去。

2005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四，姨姨又在病魔中倒下。

2006年春节，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过年。

正月初二，当地习俗为上坟祭祀的日子，为那些死去的亲人们。

三姐、弟弟和我，还有儿子、女儿，抱着对姨姨姨父的挂念，我们匆忙赶赴坟地，大队人马已烧纸回返，顾不上和他们打声招呼。

在冷风嗖嗖的阴阴春日，我匆忙来到坟头，为姨姨和姨父磕了九个响头。

8。　三姐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篇《三姐》，20多年过去了，文中的部分内容，我却依然历历在目。

三姐比我年长4岁，育有二女，长大成人。一个在县城做小学老师，一个在省城学医师护理。

三姐在本村读完初中，就回队务了农。在我的记忆里，她那时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无奈，当时时兴推荐上大学，而当老师的父亲，又不大愿意求人，导致三姐再没有继续读书。待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年届17岁的她，却当了3年多农民，没有读过高中的她，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生产队里，三姐号称“铁姑娘”，田间的农活，麦场的夏收，都留下了她忙碌的身影，长年的辛勤劳作，风吹雨淋，使一个大姑娘原本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燥，如此的劳动付出，也给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称号，并数年担任队里的妇女队长，直到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毕业的我高考落选，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继续复读，要么回乡务农。这时，尚未出嫁的三姐，勇敢地站了出来。

记得1982年有天响午，我和三姐在田间除草，炎炎烈日炙烤着我煎熬的心，学业失意的我，就象地里没有浇过水的庄稼——蔫啦。这时，三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搁下农具，促膝交谈。好象就是那一个下午的那一刻，年幼无知的我终于开了心窍。

回到家里，我重拾英语课本，从初中一册开始自学。待9月份开学后，我远赴孙吉中学，踏上了复读之路。10个多月的复读生活是枯燥的，10个多月的复读心情是难熬的，10个多月的复读成绩是增长的，10个多月的复读前途是幸运的。

1983年高考，竟过预选，当我以总分450分，班级第13名的成绩，高出录取分数线30多分，被省内某著名大学录取，而三姐也在半年前出嫁了，我以此离开村子，也算是对她最好的精神回报。

此后的十五年，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村的时日少了，回村的时间短了。直到1998年春节过后，母亲被查出患有肺癌，我在村里呆的次数才多起来。7月16日（农历6月26日），母亲在三姐们的精心呵护下，走完了人生的第67个年头。

三姐是个好媳妇，母亲过世后，她将精力投在侍奉公公、婆婆，由于大姑姐在永济，大伯子在运城，照顾公公、婆婆的日常起居，全由她一个人肩挑。并于2000年和2001年先后送走了两位老人。关于孝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