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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京的这天，恰逢八月十五日。我刚刚在东京王子大酒店看完电视节目。一个台播放的是故事片，描写东南亚日兵在“二战”时的思乡和善良——几个艺术气质极浓的日本兵最后失败时，高唱家乡歌谣忠烈地饮弹自尽——自杀倒真实，但艺术和歌谣同“二战”时的日本兵根本沾不上边，他们只知道肢解，强奸，割下男人的生殖器，用刺刀挑出女人腹内的婴儿，或是脱下裤子奸尸，凡是你从古今中外史书上读到的所有残忍的细节，日本人在中国都演示得淋漓尽致。他们的人性之中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怜悯与艺术。

另一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纪念广岛和长崎的片子。日本解说员沉痛的喋喋不休，虽然听不懂，也能猜测到，只要提到“二战”就要提到原子弹，就要提到他们是受害者。殊不知，同中国那些受尽折磨而死的人们相比，那原子弹瞬间而就的死亡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账总有一天要算的。我想，无数中国人心中都有这种抗日情结，一百年后这种情结仍旧鲜明。这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那么简单，埋藏在中国人心中的愤恨能量，超过亿万个广岛原子弹。

即使是在东京歌舞一番町拉皮条的上海青年恭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不可掩饰的仇恨，这种仇恨永不退色。

大和民族是个贱骨头的民族。这可以从1945年麦克阿瑟的纪录片中发现端倪——枯干瘦小的天皇诚惶诚恐地在麦克阿瑟面前发抖，当时的他像只柔弱的耗子。这个天照大神的子孙，像只狗一样谦卑，在他身后，还有那么多日本国民像给亲爹过生日一样地用日本式的英语向麦克阿瑟高呼“Happy　Birthday”。当时的麦将军，像个太上皇一样得意。

苏联人也很会整治日本人，不仅占了他们的北方四岛，还把几十万关东军驱赶到西伯利亚做苦力，大多数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关东军，最后冻饿交加，像耗子一样大批死掉。由此，苏联人间接地为中国人报了仇。历史自有其沉痛的可悲之处。连韩国人也不放过他们，每年的《日韩合并条约》纪念日那一天，没有多少日本人敢于踏足朝鲜半岛嚣张玩乐。

唯独我们中国人宽容，但唯独日本人瞧不起我们。

在这个袖珍的岛国，我愤恨之余又生出几分中国人特有的阿Q式得意——它毕竟太小太微不足道了。

八月的富士山顶，上面还没有白帽子，远远望去只是一个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小山丘，中国南方的丘陵，似乎都比这个日本人心中的神山要有气势，它小得令人在心里吐唾沫。

袖珍的国家，袖珍的街道，袖珍的城市，连洗手间的马桶也比别的国家小一圈，处处透着小气。这真是个盆景国家，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胃口却出奇地大。

站在横滨港口，我注视着混浊、肮脏的日本海，不禁生出一股怅然的思古幽情——如果忽必烈的大将范文虎等人几个世纪前不顾航行的疲劳，在抵达日本海岸的当晚登陆，那样的话，今天的日本，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某个人的懈怠，却导致了历史今天的必然，确实令人扼腕而叹。

如果范文虎们拿出当初追击他原先的主子南宋小皇帝至崖山的劲头来，一鼓作气，今日世界所谓的“神风”只不过是个梦而已。数万蒙古兵（大部分是汉兵）只要上了岸，日本列岛一定会在当时应手而破。

惜哉，天道无常，一场飓风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新宿，我曾在一个地下通道看见一群蓬头垢面的日本乞丐，为了试验其国民性，我选择了一个壮年乞丐，狠狠踢了他的屁股一脚。不出所料，那乞丐一骨碌站立起来，“八格八格”地冲着我叫，一副武士道精神。我大了胆子又踹了他一脚，踹得他往后一趔趄又坐回地上。这下子这汉子老实了，傻乎乎地盯着我茫然不知所以。接着，我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千元面额的日币扔在他脸上，他愣了愣，从地上拾起纸币搓了搓，马上双手合十表示谢意。八格牙路武士道气势牌子，一丝全无了。我又从衣袋掏出一张千元纸币，那乞丐一脸谄笑，扭过身撅起屁股叽里哇啦说了一道，大概是让我踢他屁股时更容易下脚吧……这就是日本人的品性吧……

24。日本茶寮“饰厕”历险记（2）

愤恨情结，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寻欢作乐。

跟我一道到日本来的是综合部总监田红生。此行的名义，是参加日本丘井证券公司“世界证券业清算机制研讨大会”。

田红生是个日本迷，他上大学自选日语，研究生选读东洋经济，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娶个日本女人。

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