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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你，会造成政工队伍的不稳定。我不同意领导的意见，领导也觉得我的想法不无道理。她最后说，先这样，以后再说吧。

我记得就在领导这间办公室，我热泪盈眶，如果不是忍住，也许会哭出声来。但在走出这间办公室后，我终于泪流满面。

以后，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学校开始鼓励政工人员考研，而且也开始分流政工人员。我当年因有这样的想法被批评，而这时却意外地成为“榜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的那些同行都陆续攻读学位，因为在学校从政也需要高学历高学位。这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学的学位不断贬值的一个因素。从学生时代开始，到做政治辅导员，再到担负行政领导工作，我们那批人也人到中年，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我觉得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多少都曾经拥有的政治热情，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质。而自己现在的想法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应当内在于他的学术。即便是这样一所大学，从这里出来的人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学毕业初期，曾经有一批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现在偶尔也聚在一起，虽然还谈笑风生，但大家的内心生活早已两样。我有时从校园里走过，常常觉得以前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

人琴之戚（1）

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但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我在前面说，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