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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仍有不小的距离，否则匹夫匹妇也不会在北京菜市口一个劲地啃食“大明第一忠臣骁将”袁崇焕的骨和肉了。

尽管如此，群众的逻辑素养仍不能低估。如果你说的都是致富圣经，那你自己为什么还穷得丁当响？还要在市井里兜售什么秘笈绝招？想让人信服，首先你必须做个榜样！比如，未庄盛传阿Q发了，只需看他那沉甸甸的腰包和一手抓出一把“金的银的”，就比阿Q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发迹史来得更有说服力。

中国盛产隐士高人，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其实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真正安了心在荒山野岭中炼丹说道的。曾有个山中宰相，既是宰相又是隐士，既在朝又在野，既是民又是官，好不安逸。他要是做起隐士们的导师来，相信他的道所门前将寸草不生。又比如卧龙先生诸葛孔明，虽躬耕于南阳，布衣一介，却早是名声在外。他如当起道士们的导师，有呼风唤雨的法力；当起政客们的导师，有《　隆中对　》，有将天下分为三份的道行；当起宰相的导师，他有《　出师表　》，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当起军事家们的导师，他有六出祁山、泪斩马谡的事迹……诸葛要是开口讲法，相信气势比孔夫子还排场。在常人家里，未必供诸葛，但他那半神半仙半道半妖，出为将入为相的智慧与功夫，早已镌刻在了中国老百姓的心中，被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孙猴儿说“我是齐天大圣”，仙界地界人界一片嗤然——我靠！一只小皮猴而已！当孙猴儿大闹龙宫、大闹天宫、大闹地宫，吓得人神共惧的时候，连玉帝老儿也赶紧讨饶：“朕准你齐天大圣！”有句谚语说得好：空袋难直立。没有实力便没有发言权！

尽管人们也不免相信张半仙或小诸葛之类的算命测字，但那大抵是图个吉利，求个安慰。可对于如何致富、如何立业这类大问题，人们几乎都清一色拜有钱有业之人为师。他们的多财与丰业本身便是当导师的第一资本。因此，即使他们说的废话多于文化，学徒们也会胡诌一段“马屁经”来。这也是“解释家”惯于牵强附会的原因。朱熹同志的道学，纯粹是对孔夫子著作的强奸，而明代人却高唱“强奸有理”——谁叫朱夫子那么博学，甚至可以开起书院，当起祖师爷爷来呢？

托尔斯泰出名之后，周围聚了一大群景仰他的人，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视作真理，每个动作甚至吃饭如厕都视为大事，一一记下。这些人的动机很简单，希望从老托那里沾点文学细胞。

富人之于穷人，大抵也是如此，令穷人又妒忌又崇拜。

永远要记住，话语权在富人手里！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富人制定的，评判标准也由富人掌握。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形成，主流社会就是那些经济上的优势群体。什么是主流？简单地说，主流就是影响力！在一个以经济为主流的社会里，权力一定是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哪怕掌权之前是穷人，掌权以后也会步入富人的行列。这时你再期望他为穷人说话就不现实了，他骨子里已经在维护既得利益。

社会越是富裕，穷人就越是没有地位，穷人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不是社会没有能力解决，而是因为穷人更边缘化了。

穷人是没有话语权的。虽然听起来很残酷，穷人不爱听，但这是事实。以前穷人写封家书都要找人代笔，一上大堂就声音发抖，话语权从何而来？现在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了，穷人的处境有了改善，但考虑到富人也在前进，穷人和富人的距离仍然十分巨大，而且越来越大，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相对来说，穷人仍然是没有话语权的。

如果没有领导的关怀，没有高层的重视，没有有识之士的鼓与呼，没有层次更高的人对他们的关注，穷人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

穷人，穷得连喇叭都没有一个，你让他如何发声，如何让大家都听到？

富人，不仅有金喇叭，还有吹鼓手，你就是捂上耳朵，想不听都难！

穷人没有话语权是必然的，穷人的被抛弃也是必然的，除非他有一种力量。正面的影响力没有，就只能靠反面的破坏力，穷人对社会构成威胁了，才能进入主流的视野。这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代价。世界总是在矛盾和运动中找到平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既然是由富人制定的，那就必然对穷人不利，穷人要想胜出，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穷人就想自己来制定规则，冲突就产生了，革命就爆发了，有的人真的就掌了权。但很快他也变成了富人，他的规则又对新的穷人构成威胁，新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