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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青春证明

白 烨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习称为“80后”的青年作者或青春文学写手，出道已有一些年头，人们对他们早已不陌生；他们之中涌现出来的作者络绎不绝，成群结队，有的已成为少男少女们追逐的偶像；而出自他们之手的作品也是摩肩接踵、五花八门，有的已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但即使热闹如此，我还是相当看重这套文学书系的推出，并愿意为之摇唇鼓舌。我的这种态度与看法，自有我的因由和道理。

“80后”作为一个写作群体，是在这个世纪之初逐渐显露头脚的，但他们最先是浮现于图书市场，流行于学生群落，而不是显现于主流文坛，流传于文学领域。他们的作品的联袂出现，为文学图书的发行与销售新添了一个很大的门类，那就是包含了校园文学、流行文学和一些网络文学在内的“青春文学”。

我一向认为，“80后”写作的兴起及青春文学的兴盛，除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持续催生和市场运作的强力推动两个外在因素，其内在的动因是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满足了学生的需要，总体来说是学生作者的写作内在而普遍适应了学生读者的阅读的结果，这其实是对主流文坛长期以来所严重忽略的一个缺项甚至是盲点的适时弥补。但就文学意味和文学品质而言，还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与差距。这既主要表现在他们的一些写作过于囿于自我的经验，作品容量狭小和显得轻飘上，又表现在多数作者的艺术想象普遍有限和文字表达尚嫌浅切上。而从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写作的随机性与兼顾性来看，众多的“80后”作者本身也都带有“文学票友”的一些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原载《长城》2006年第四期，后又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的文章中，在整体肯定和宏观推介“80后”作者与作品的总前提下，就其写作的主体倾向，提出了“走上了市场，没有走上文坛”的看法。这一说法虽然在后来引发了所谓的“韩白论争”，但即使在现在看来，我仍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妥。

我从2003年间开始介入对于“80后”写作的评论之后，一直没有中断过与“80后”作者的接触和对他们的作品的阅读，但说实话，也一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与两难心绪：我一方面为他们中不少才俊的特异才情所吸引和打动，一方面又为他们常常把“市场”误当“文坛”而焦急；我一方面要发现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特点之所在，一方面又要指出他们尚不自觉的一些缺陷之所在。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情绪与心结，直到去年过后才不断有所缓解，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群体随之而来的分化与变化，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可喜的进步，所隐含的文学的希望。

首先是“80后”群体中的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如张悦然、蒋峰、郭敬明等，都在新近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与前不同的显著变异，如张悦然的《誓鸟》，以一个明代女子寻找记忆的历史故事，既表现出了现实与浪漫相混合的特异气息，更显现出由女性个体书写过往历史的不凡才力。蒋峰在《淡蓝时光》中，以一个流浪青年看似偶然的情感际遇，写出了情爱与成长的重要关联，以及青春与人生的诸般况味。而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一改过去以轻松方式表现嬉闹人生的老路，写学生生活和青春成长的悲苦与艰难，浓重的悲剧气息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沉重的意味。这些变化之所以让人格外欣喜，是因为他们经由自己的努力探求有效地改变着自己已有的写作风格，而其锋芒所向，又是在向着“纯文学”写作大步进取。

其次是在“80后”群体中，近年来又不断地涌现出一些颇有才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他们的起点高，路子正，一出道就义无反顾地直奔“文学”的主题。如写出《大地之灯》的七堇年，写出《谁是谁的爱情》的王嘉，写出《双生水莽》的田原，写出《紫茗红菱》的鲍尔金娜，写出《春发生》的杨则纬，以及因中短篇小说在当下文坛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马小淘、畅、王莹、祁又一等。这种不急功近利而更重文尚艺的写作追求，使得他们得以绕开了“市场”的羁绊而与“文学”有了直接的对接，这同时又使“80后”群体中靠近文学性写作的可喜倾向进而更加凸显。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看重这套可能会后来居上的青春文学典藏书系。

从我对这套文学书系的编辑出版者和首批作者的已有了解来看，这套作品丛书的编者与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一直以关注和适应文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