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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天气阴沉沉的，漫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我按时下午三点钟去接班，刚刚走进护士站，一个同事就对我说：“萍，那个最喜欢你的人走了。”“谁？”“桑德拉！”“去哪儿了？”同事指指天。我吃惊地问：“去天堂了？怎么回事？”“心脏病！今天早上十点多走的。”

怎么会呢？昨晚上床时，她还好好的，和我道过晚安呢！我身不由己地冲到桑德拉的房间里，但早已是物在人亡。桑德拉那时已被送到太平间去了，床上空空的。我一个人轻轻地在那个十分熟悉的房间里，从卧室到卫生间，一切的一切，仍旧是按照桑德拉生前的“严格”要求，纹丝不动地、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每一件东西上好像还留着桑德拉的体温。难道物也有情吗？它们是不是也在和我一起追思着桑德拉夫人呢？我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内心无限的惆怅。我和桑德拉之间的短短的几个月的淡泊之交，在告别之际，竟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一、勤慎肃恭（14）

生命竟是这样脆弱。在让我感到茫然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时刻肩负着亲手把老人送上天堂的重任。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让我的老人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芭芭拉是个中国南方的老太太，却有一个洋名字。她是我在老人院工作多年中，唯一护理过的一个中国人。所以，至今回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

芭芭拉两年前中过一次风，由此变成了老人院的轮椅阶级。

芭芭拉即便是在中国人里，仍属于那种瘦弱老太太，更不用说是在一群人高马大、体重超标的美国人中间了。外加上她衣着随便，身无首饰，素面朝天，灰蒙蒙的头发既短又薄。这一切都给芭芭拉带来了更多的苍老。

芭芭拉是个安静且要求不多的老人。平日里，她凡人不理，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坐在窗前发呆，一呆就是一个下午。我试着和她打招呼，她也简单地挥挥手并不说话。为她做事，她也只是说声谢谢而已，从不多谈。有一次，我去为她换床单，见她又是坐在老地方倚窗呆望。我也好奇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想看看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芭芭拉，但却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窗外倒是有着一片极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和着湛蓝的天空，天空中又有几朵闲散的白云，悠悠荡荡的，像是大海里浮动的白帆。蓝白绿以外，则看不见任何车影和人影。整个画面中唯一移动的东西就是那变幻不定的白云了。或许，芭芭拉是喜欢赏云的女人？想到我自己闲暇时也有望云遐思的爱好，便觉得我懂得了芭芭拉。

但是，细观芭芭拉，又可以看到她明显不愉快。而且就我在那里工作的日子里，从没有见过她的任何亲人。她是个孤老太太？无儿无女？会不会讲英文？她来自何方？为何不开心？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出现。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上用英文很生气地与人交谈，然后“叭”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原来，她会讲英文，只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交谈。

再后来的一天，芭芭拉用了泻药，而没来得及去厕所，就把裤子全搞脏了。我一声不响地替她清理、洗澡、更衣。她大概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一遍遍地用英文说谢谢。我告诉她不必谢了，照顾她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只希望她能过得顺心！她听了，不再说什么，眼里却蒙上了一层泪。

从那以后，芭芭拉开始把我当作朋友。她从坐在窗口改为坐在房门口。一看见我空闲了就招招手，让我到她房里去。她住在单人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桌上也是空空的。衣柜里也就几件常换洗的衣服，绝不像隔壁的洋老太太们，东西多得似乎可以从桌上、柜中流出来。

没有一样可以共同欣赏的东西，我们只好面对面地聊天。但芭芭拉是香港人，只会讲广东话；而我是北京人，只会讲普通话。无奈，我们只好用英文来沟通。她的英文是典型的带有港味的英文，有些怪怪的，要细心才能听懂。

原来，芭芭拉是个有儿有女有家的人。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先生和她带着五个儿女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他们用了在香港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中餐馆。那个年代，美国人对中餐虽还不像今天这样疯狂，但中餐馆一行，仍能做到收支平衡，小有盈利。她和她先生经营餐馆，虽然付出了千辛万苦，但收获是养育了五个儿女。

和所有第一代移民的父母相同，他们儿女接受的是全盘的美国教育。一个个学有所成，都慢慢地飞了，剩下老两口和一个餐馆。原本打算卖掉了餐馆，老两口也过过平安的舒心日子，可是人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