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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约束机制，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在实践中，怎样才算是〃充分〃呢？让我们回到那个拥有价值20％GDP的资源租金，以及激烈的选举竞争的国家。记得我们提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与一个独裁国家相比就会丧失整整3％的增长率。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权力制衡的定量标准，社会仅仅需要17种可能的约束措施中的4种，就足以消除这种劣势，而有了8种约束措施，它就能反败为胜，反超独裁政治2。8％。只要17种约束措施中的4种，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多，但不幸的是，这已是资源丰富社会通常所具有的两倍了。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但悖论的是，它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缺少权力制衡。

那么，如果一个社会添加了17种约束措施当中的4种，是不是就足以如愿以偿了呢？大多也都不太可能。定量的指数只不过是粗略的估计，而不是一份蓝图。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权力制衡最为重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探讨得更深入一点。如果非要说哪一种约束措施最为重要，那就非自由的新闻舆论莫属了。有个叫做〃自由之家〃的组织，多年来将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纳入到一个评分系统中。评分相当粗略：只有自由、部分自由、完全不自由。我们使用它来考察在资源丰富社会中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上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自由的新闻舆论相当普遍地与更快的增长率关联在一起，但这种效应在资源丰富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显著。

最后，我们试图追查权力制衡能改进哪一种政策。目前我们已推导到了投资决策：权力制衡可以提高投资回报。有关权力制衡能够提高投资回报的实际事例，可以见于非洲最重要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在1979年之前的大约10年内，尼日利亚一直处于军事独裁之下。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在1979年国家回到了民主之下，推选谢胡·萨格里（ShehuShagari）为总统。不幸的是，他的政权结果成了一个没有权力制衡、受裙带关系驱使的选举竞争的典型例子。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恢复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一修建大坝的项目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核准的。现在这一项目又被重新提起，只是它的花费根据新合同，已从1。2亿美元升至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亿美元。政客们不惜血本地收买那些能够让他们当选的投票者，如今便迫不及待地要收回自己的投资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大坝项目中捞油水。

第二部分　第16节：自然资源陷阱（5）

第二个例子同样出自尼日利亚，时间要更近一些。1983年底，尼日利亚再次落入军事专政的魔掌中，直到1998年才又回归到民主领导之下。到了2003年，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Obasanjo）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也曾于1976~1979年间，担任军事统治下的国家首脑）。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像萨格里的政权一样，是从军事统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而且也确实与萨格里的政权如出一辙。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在2003年的选举中，80％的在任参议员被击败。与此相应的是，权力制衡名存实亡；根本就没有时间让它们各就各位，权力部门的所有利益都对权力制衡视若仇敌。而奥巴桑乔却鼓起了相当大的勇气，开始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引入缺失的权力制衡。首批措施之一就是要求公共投资项目需要公开竞标，而这一约束措施令人吃惊之处，就在于它之前居然一直缺席。当这一要求最初提出时，造成了些许反复：之前批准的项目又重新进入竞标范围。竞标的过程使这些项目的成本平均降低了40％。

这两个尼日利亚的案例——由缺乏约束的选举竞争产生的过渡政府导致大坝修建成本巨额增加，而基础性的约束措施则导致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大幅降低，这说明资源丰富的民主国所面临的危险无处不在。

第二部分　第17节：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1）

第四章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

在我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加纳人来拜访我。他是中非共和国首相的经济顾问，这说明了中非共和国的某些事情——首相找不到合适的本国公民来做自己的经济顾问。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本来就很少，而多年来的施政不当更使这些少数人流亡国外，甚至连它们的首相都是回归的流亡者。不管怎样，这位认真的年轻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希望得到一些建议，使国家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