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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理性，可谈理论是我的大弱项，你的理论一甩过来，我就傻了眼，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对话了。你有没有发觉，凡是谈到人物或农村什么的具体的东西，我就滔滔不绝，洋洋自得，还一发不可收，谈到理论性强的东西我就哑巴了，硬撑也撑不了多长，有一种完不成任务的惭愧。

汪：哪里，你有你的表达方式，我在一开始就说了作家与评论家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你的看法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你刚才的看法就让坚定地认为不能再停留在从单纯的声音、听觉感受或修辞层面去理解“声音之道”，而要将声音放到比文字更优先的文化地位，以便去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首先，通过它疏通阻塞，接通文化…心理的源头活水。

范：接通源头活水，这话说得非常好，我总是觉得，无论什么语，都要畅通，艰涩的文字是因为心（想法）和手（写）没有接通，或者因为艰涩看起来像是高深的兄弟，所以有意做出艰涩来的。但无论怎么样，无论艰涩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不会喜欢艰涩的，因为它连写作者自己的心和手都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接通读者的心了。

汪：其次，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口语也是对书面语权威的抵抗与挑战，既然书面语意味着稳定、规范与权威，那么它的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书面语的自我革新当然是可能的，但这样的革新是第二级的。如果要使书面语重新获得再生的能力，使其具有修复生长的功能，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外部着手。这在其他语种的变迁史中已得到无数次证明。而且，一旦建立起口语与书面语的良性关系，那么方言必然不会以其原始形态来取代书面语。

范：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

汪：这一点是许多反对方言写作的人所担心的。这里既牵涉到口语原先的文化语境，也牵涉到书写符号、表音系统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而这种结合过程中的缝隙将由个人创造去填补。语言学家们认为个人对语言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人类对语言所作的干预行为本来就分为公开与私人两类。当国家以公开的手段去推广与限制语言时，并不意味着个人就对语言无所作为。而且，一旦个体介入到语言创造中去，那么他对语言个性化程度的强调与追求将会超过任何一种语体所能提供的可能，因为相对于个体的内心诉求，语言的限制与空缺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永远在寻找与突围。

范：我想我们当代的许多同行都在作着这方面的努力，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愿或不情愿的，清醒或不清醒的，成功或不成功的，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总有人在做。

汪：“说”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对方言的自然而然的应用。我与你是两个方言系统，我听人说，你的小说吴方言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

范：我从前的小说直接使用吴方言较多，记得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还用了不少注解。后来有所改变，更多的关注语态和语境，直接用吴方言的字眼减少了。

汪：按语言学家的说法，人有内在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人在写作或说话时，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听到的是吴方言还是普通话？

范：我听到的是吴方言和普通话的混合声音，但我觉得吴方言的声音会更强一点。虽然我不用方言思考问题、谴词造句，但方言渗透在我的灵魂中。

汪：我是提倡方言写作的，这几年也愿意在这方面乱发议论。语言本身在许多方面存在的矛盾，对于任何民族、地区和时代而言，相对于通行语或官方语言，其他的一切方言都是弱势的，属于被摒弃、改造、驱逐的语言。

范：现在许多城市又在重新重视自己的方言，比如苏州，经常有各种苏州话大赛，不仅苏州人比赛说苏州话，新苏州人、洋苏州人也比赛说苏州话，电视台也有苏州话的节目，而且还不少，这正好说明苏州话渐渐衰落了，才会重视，现在在苏州街上，几乎听不到苏州话了，苏州人进店买东西、吃饭，说苏州话都不管用了，人家听不懂，营业员服务员全不是苏州人。最后弄得苏州人也不说苏州话，苏州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说苏州话，好像牙齿和舌头都变掉了，直被老苏州笑话。

汪：方言与通行语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的地位有时也会发生变化，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他这个概念指的是广义的通用书面语）、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