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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最清楚的有两个情景：一是在晚饭前，妈妈的饭还没烧好，爸爸就在书房拉二胡，拉得如醉如痴。他的二胡拉得有多好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家住在四楼，有一天三楼的叔叔上来问妈妈，二胡独奏的波长是多少。因为他在家听到二胡的声音，就打开电视来找，没找到，然后又打开收音机找，还是没找到，这才跑我们家来问的，把我们都笑死了，妈妈告诉三楼的叔叔说，是在我们家现场直播。记忆中，我就在音乐声中长大的，我想，我那么喜欢音乐，大概也缘于此；第二个情景是在冬天，也是傍晚，天下着大雪，妈妈还在烧饭，爸爸带着我在楼下堆雪人。爸爸堆的雪人与众不同，大学的老师们过来过去都会笑一笑，因为他堆的雪人是有性别的——他给雪人加了一个丰满的胸。

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难看，就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爸爸好丑噢，给雪人安了两个大奶。”

妈妈听了直笑，说：“随他高兴吧！”

长大了的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对爸爸有了一定的理解——因为妈妈的关系，爸爸对女人特别崇敬。在他的作品中，女人都是正面人物，都是担负着教育男人的责任的。所以，堆雪人，他会下意识地堆一个女人。爸爸也好像特别有女人缘，不管在什么地方，女人们都愿意和他交往，在许多女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憨厚的大男孩，所以也都肯帮助他。难得的是，妈妈一点都不吃醋，她对帮助爸爸的女人一律笑脸相迎，并且还和人家做好朋友。

爸爸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会逢迎。懂事时常见爸爸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与妈妈大谈那些人和事，妈妈只要几句话就把他的那些人和事的关系理清了。爸爸有什么想不开的，或不明白的总是和妈妈商量。妈妈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不停地给他分析，给他把握。

1982年爸爸大学毕业，他的几十个同学进了省委省政府，其余的安排在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部门。爸爸那时想进省电视台，正好也有名额。爸爸请爷爷向他的当广播电视厅厅长的老朋友打听一下，这个名额是做什么的——爸爸害怕让他坐办公室，但爷爷不干，说是不能干涉别的单位的人事。爸爸没办法，就选择了省文化厅下属的一个刊物。去省文化厅人事处报到时遇到了文化厅长（这个厅长是女的）——她与爷爷是邻居，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心想往上爬的爷爷会有一个想做学问的儿子。后来那个刊物还专门派人去爸爸的学校了解爸爸的情况，说成绩那么好，又有家庭背景的人怎么会愿意来爬格子呢？他们恐怕爸爸是不是犯了什么事。

90年代爸爸做上了刊物的主编，他对安排他做主编的上司说：我只负责刊物质量，人事、经费什么的我不管。爸爸是这个时代的怪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掌握人事、经费权才挤破头地去做官的，可是他却将这些视为洪水猛兽。只负责刊物质量的爸爸日子更难过，他常常被手下人的小动作捉弄得心惊肉跳。直到来了深圳，爸爸只搞创作，不做其他，他才彻底安下心来。只搞创作的爸爸心态十分平和，过去的同事看到他，都说他变得年轻了。

二、一个戏迷

爸爸是一个戏迷。

奶奶说，刚解放时；他们家住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上，两三岁时，爸爸连楼都不会下，就会倒着爬楼梯跑到电影院去，一个小人儿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电影，让许多见到的大人都啧啧称奇。后来他们家又搬到了省黄梅剧团的大院里，从此以后，在别的孩子满世界疯野的时候，爸爸却在黄梅剧团的排练大厅里看著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排戏。

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冯小刚念念不忘他的党校礼堂，在那个礼堂里，他看了许多许多的电影，从而开启了他对电影的兴趣。也许真是受到电影和戏剧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上小学时爸爸就能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小品、小戏。中学以后，爸爸爱上了写诗、写小说，起点还满高，总是能得到发表。

听妈妈说，爸爸上了大学后依然日以继夜地写作，他给人家留的联系地址是妈妈的办公室，所以，他们班的同学很少看到他的退稿，都以为他很牛。后来由于一部中篇小说，使得爸爸对写小说产生了畏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写小说了。那是爸爸还在化肥厂工作的时候（70年代中期），他们厂的污染很严重。爸爸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兄弟如何搞技术改造，最后治理了污染。稿子给到编辑部，编辑认为很有基础，也很有新意。但要他在里面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内容（这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爸爸就按照编辑的意思改啊，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