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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恢复，如果不回来种地，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去当兵，要么学一个手艺，比如做木匠。外公说，推荐上大学，肯定轮不上你，但你倒是个读书的料儿；当兵不适合你，你太文弱了；我看还是学个手艺，什么社会也饿不死手艺人。这几乎是外公留给我的遗言。他们几个解放前入党的人，后来至少做了公社以上的干部，而且都把子女安排得很好。所以，当外公说如果推荐，轮不上我上大学时，外公的落寞是明显的。

八十年代以前，村庄的大小变故都牵连到外公。在“还乡团”还乡的前夕，外公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村庄上少数几个解放区入党的同志；合作化以后，外公做了信用社的主任；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又到了公社养殖场做场长；六十年代精简人员，他又回乡做了农民；“*”一开始便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逼迫下跪，直到一九七四年恢复党组织生活；“*”一结束，提倡火化，外公的遗言是一定要土葬。外公只是那些在乡村中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普通党员，但这些经历却折射出一个村庄的变化。外公被冲击的恐惧和恢复组织生活后的喜悦弥漫在我们那个大家庭，这也让我从小感受到了人生因为政治的起伏。　。。

眺望与想象（6）

一九七七年的秋冬之间，阴雨连绵，外公走了。老人死于胃癌。在他的病确诊后，当时还不知道可以做手术，县城医院也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四处寻找药方，包括偏方。外公一直以为他的病能够治愈，他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胃癌，说是一个“块”，又说从前哪个老人也是这个病，后来好了。我们知道这是一厢情愿，但所有的人都顺着外公的思路安慰他。

在外公身后，一切秩序都发生了变化。他在晚年看管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生产队场头，所有的建筑都被拆除了，生产队消失了。他从县城捧回来的那只挂钟早已停摆，大队部也已经搬到庄前的几间小房子里了。外公在九泉之下，一定看到了他认为面目全非的村庄。

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外婆去世了。我和大弟弟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小弟弟也快毕业了。外婆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大姑娘如果再养一个，也会考上大学的。

我妈妈排行老大，所以外婆说她是“大姑娘”。一九八六年暑假回去时，外婆的身体还不错。我从单位里借了照相机回家，也帮外婆拍了张半身照。用一块白色的床单挂在墙上做背景，外婆梳了头，整了衣服。外婆微笑着，虽然老了，还现出她年轻时的美丽。没有料到，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张照片。外公病重时最想吃的是白汤肉，烧好了，但他已不能下咽。这样的白汤肉在那个年代的乡村是最好的饮食和补品了，所以外婆的弟弟说外婆享到福了。我的这位舅公还夸奖了我的孝顺，他觉得外婆弥留的时间那么长，是因为我买了麦乳精和蜂王浆给外婆，支撑了她的体力。七十年代看外婆，送红糖、柿饼和京果，八十年代开始流行各种补品了，我送了蜂王浆和麦乳精。

一九八五年的仲秋，在奶奶弥留之际，我从学校赶回老家。我心急如焚，偏偏长途汽车在路上抛锚。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我在公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家族的历史就像那辆破旧的汽车一样横亘在我的面前。

在我爸爸出生后没有几年，我们那个在小镇上的大家族开始由小康到困顿，内战的蔓延，使得我曾祖父的产业迅速衰落和破产，在解放的时候，他们成了小镇上的难民。“*”后期，我曾经非常庆幸这个家族的衰败，否则我的出身肯定有问题了。但我同时又非常矛盾地看到，那些留在镇上或者后来到了县城的亲戚，都过着稳定和温饱的日子。我们在村上的贫穷，鲜明地衬托了他们的优越。可是，爷爷奶奶带着我爸爸下乡了，到了这个村庄。家族变化的历史，让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我对乡村旧式文明的了解，就来自我的爷爷奶奶。

奶奶出生在镇上的女庙巷。镇上不知为何把尼姑庵叫做女庙，那条巷子就叫女庙巷，女庙巷中间有口古井，和我的舅爹家相邻。奶奶仍然叫它女庙巷，其实“*”后已经改名为井巷。井巷的房子似乎都特别高大宽敞，可以想象当年这条巷子的富贵景象。奶奶就是在巷子裹脚放脚的，这位“闻记棉线店”的二小姐，把往昔繁华的生活和她在女庙里听来的故事都梳进她的发髻里。即使在最潦倒的日子里，奶奶依旧保持着镇上大家闺秀的风采。我奶奶在她晚年经常向我讲述的我们那个大家族的故事早已离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远去。在村上我家不大不小的天井里，总是放着两只荷花缸。奶奶说从前镇上老屋天井里的两只荷花缸比现在的大多了，我爸爸的印象也是这样。祖辈给我最诗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