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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艾先生，我坐在他的邻桌，贵阳的朋友说那位老人就是蹇先生。我当时觉得我和他不是相邻而坐，而是隔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也在苏州见过高晓声，他因为写了陈奂生成为乡土文学的大家，我读大学时，常读到论者由他说到鲁迅和赵树理的论文。

或许，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于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我们只存活在记忆之中，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我根本无法贴近那里的地面，地面上腐烂的稻草、麦秸、枯叶，只是我们记忆中的残存物，而贴着它们的是农民的鞋底，不是我们放在客厅的皮鞋和旅游鞋。

尽管我有这样的意识，但我还是要从离乡说起，因为我的八十年代是从离乡开始的。这样的返乡会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当时的乡村与我，坦率说，我并无把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我以前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了，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几乎也快面目全非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中读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这是王安忆对陈卓然、南昌一个对话场景的描述。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离乡又返乡。

熟悉与陌生（1）

那是秋天的中午，我坐在文科楼三楼的教室里睡意朦胧。这幢教学楼前面一边是开阔的球场，一边是小树林。四季的阳光充足地照耀它，但从来没有烘干它的潮湿。我靠在南窗前，阳光仍然散发凉意。这个印象一直到我工作后仍然强烈。九十年代初，办公地点从那里搬出后，我再也没有进过这幢楼。这幢楼好像封了，南北大门的锁也已锈迹斑斑。我大学时代的大部分经历和记忆都锁在这幢楼里。

弟弟来信说：家里“分田分地”很忙。在我离开村庄后的一段时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队”重新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公社”字样也逐渐从牌子上消失。在我出去读大学的那一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没有了，恢复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就开始实行的一种体制即将终结。其时，农村的变革已悄然开始。一九八三年寒假，我在镇上看到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又改为“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建立了乡人民政府。这是根据农村体制改革的精神，政社分开，党、政、经分设。这一年的暑假后，我写信回家，地址已经不是某某大队，而是某某村民委员会。这一年的下半年，以原生产大队为区划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建立了村民小组。　我那时的家庭地址就变成了“东台县时堰乡莫庄村五组”，又过了些年，撤县建市；又过了些年，村子合并，我们村与我以前做代课教师的那个村合并在一起，叫做“茂富村”。茂富，这是个至今都让我不愉快、不舒服、也不适应的村名，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多数人似乎也和我感觉一样。据说合并时究竟用什么村名，两边相持不下，最终由上级一位领导敲定了这个颇具时代特征的名字。

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变化。我是在那个大集体中长大的，现在，大集体没有了，原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村庄的种种面貌并不是在取名为“茂富”后改变的，在我离开之前，乡村社会其实已悄然变动，但村庄的历史以及它的表现则或明或暗地散布在各个角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想，我还是先简笔勾勒一下这座村庄的地图。我在自己未刊的长篇小说中曾经详细地说过村庄的地理，这里只能简单点了。在我们那儿，“村”和“庄”是区别开来的，“庄”是一个行政村的中心，庄以外的地方就是“舍”和农田。以前，比较殷实的人家住在庄上，住在舍上的多半是困难人家，庄上几乎是瓦房，舍上几乎是草房，即便是解放以后许多年也还是这样。因此，庄，是一个村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年来，以草房为主的舍差不多都翻新了，再也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草房子，而且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