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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到了这帮小人的谄害。王安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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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2）

王安石是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后世对其争议极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篇，专门诋毁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还是后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