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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执行很难、结果不好：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疾病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但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制，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都腐败无耻。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丧失利益者就向改革反击。

并不足以动摇统治：王莽改制中对经济影响较大的，一是土地制度，二是货币制度。至于专卖制度，西汉时武帝已实行过，东汉后来也有，后来的封建王朝也都实行。贷款制度客观上剥削了农民，但受害更深的还是中小地主。征收所得税也是如此。禁止买卖奴隶，更是于农民没有啥损失。就是土地制度，对于无地的农民来说也没有损失，损失的只是有地的富裕一点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叫富农，还是叫地主，也不好说）。而货币制度呢，西汉时农民多是实物交易，基本不用货币，无论怎么改，跟他们也没多大关系。王莽改制实际上触犯的是地主的利益，于农民没多大关系。即使是土地制度和禁止买卖奴隶，实行了几年后王莽也废除了，所以说，仅仅王莽改制是不至于引起农民起义的。

从时间上来看，王莽改制从他登基的第二年（始建国元年，9）就开始了，但直到天凤四年（17）才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绿林起义，且势力只局限在长江中游一带，闹不出大动静，王莽也并不是太在乎。直到地皇三年（22），山东境内的流民达到几十万人，赤眉军突然壮大，形势才急转直下，下一年赤眉军攻入京城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突然灭亡了。

所以说，改制与灭亡没有必然联系，新朝的猝死另有原因。

黄河大改道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有一个王莽岭，在山西省陵川县城40公里的古郊乡东部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个王莽峡，在山西省壶关县东南部的太行山大峡谷里，地处晋豫两省交界处。另外，还有好几条王莽河，分布在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境内。

中国古代的帝王上百人，但现在能在地图上留下名字的，除了王莽外，别的我还真没听说，大概是我孤陋寡闻吧。这有点令人奇怪，王莽在历史上是个坏蛋，怎么还用他作地名呢？而且还一岭、一峡、几条河，从山西贯穿到河北，这是为啥？王莽的新朝不过15年，他的名字却被用作地名，用了近2000年，这是为啥？

聪明人也许会想到，应该是王莽当皇帝的时候，这些地方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大到2000年后的子孙们都有印象。什么大事呢？黄河改道，发大水。

据《水经注》记载，王莽河原来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条黄河故道。从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起，至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612年间，黄河在这里流淌。从顿丘（今河南滑县）东北的长寿津开始至章武（今河北黄骅）的漂榆邑入海。而王莽时，黄河改道，从漯水东去，由千乘入海。从此濮阳至东光的河道，变成了枯河。南皮、沧州、黄骅间的河道，仍有清河、漳河流经这里。王莽河，是指已经干枯了的这一段河流。

黄河在历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时周定王五年（前602），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11），黄河在魏郡（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从前述的王莽河故道，改为走今天的濮阳南、范县北、阳谷西、莘县东，在平东、禹城西、平原东、临邑北、商河南、滨州北、利津南而入渤海。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祐元年（1034）再次改道。

这一次的黄河水灾，其泛滥之迅猛，冲毁之严重，受灾的地域之广，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它给予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冲决的黄河水所到之处，产生大量的灾民。灾民逃荒到外地，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