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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在要拿钱养活其他的人。”

“哦！”他怪笑。

他把我的钱包拿过去，“多少钱剩下了？”

“你数数。”

soeren数钱的这两秒，马律师的电话过来了，他正在请人吃饭了解案情。新的消息是：警察查到了易续购买过一种精神类处方药的记录，是安眠药。

“处方药？谁看了医生？”我问。

“他妈妈。”

“精神类药物，看的是心理医生吗？警察有没有从医生那儿获得什么线索？”

“医生当天只给易续的妈妈开了安眠药，约好了第二天精神好一些再去会诊，可是又拖了几天，最后一次把时间约在9月10号的上午10点，可是那天凌晨，就发生命案了。”

“天哪。”我忍不住感叹。

“对。哦，还有一件事，由于案件的证据比较简单，法院有可能提前起诉，你那边资金的问题，可能得抓紧了。”

“哦……好……好啊！”我紧张得忘了质问法院凭什么认为这些证据就够了，凭什么这么草率就提前起诉了？

像是有拳头狠狠地捶打我的心脏，我狠狠地按住胸口，安慰着自己，没关系没关系，钱也许有办法，就算没办法，易续应该会在起诉前出来。就算不出来，不是有政府指派的律师吗？

可是，马律师如果不帮忙，胜算大吗？

不对，还有张衣呢！张衣不是说她有办法吗？张衣不是说她会做事吗？张衣不是说她有把握吗？张衣知道马律师说的这些事吗？

我发着抖拨着张衣的电话，关机。打给张恒礼，一样关机。打给林木森，问他这几天有没有跟张衣联系，他说没有。我给张衣发了长长的短信，告诉她马律师告诉我的所有信息，告诉她要抓紧，没什么时间了。告诉她一定要回我信息或者电话，我担心得都呼吸困难了！

我坐在地上，很想哭。抬头看到soeren在按计算器，忍住了。

“你们这些德国人，数学是真差啊！”

“哦哦哦，不可以这样说！”

“我说错了？”

“我们不应该买烟花这么贵！”soeren说，“要115个rmb！”

我去，人民币的单位几时被这么滥用过？

“15块。”我说，“我偷偷用了100块。是块，不是个！”

“为什么？你不是说要我们的游戏赢吗？你为什么用钱这么多？”他气得眼角都上吊了。

“我说的时候，忘记了我每天还要写信到长沙，我的信需要很快就到，所以必须用快递，每天10块，十天就用掉了100块。”

“这么贵？”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快递了，我本来想用二十几的。”

“你是一个骗子吗？”

我垂头丧气地说，“对你来说，是的啊！我这些天，哪一天没当骗子呢？”

他伸出拳头轻轻推一下我：“hey，justkidding。”

“iknow……”

“你需要写给你的公司吗？那个信？”

“算是吧！”

“为什么不可以用email你的公司有一个很老的人吗？不会用email吗？”

“他是一个年轻人，很会用email，可是他在的地方没有email。”

“哦，好的！可是，我们游戏还是赢了吗？”

“你赢了！所以这盒烟花和这盒鞭炮，你来放！”

他嗯嗯地点着头。

“对了，funny最近怎么样？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接。”

“她有一个男朋友，是新的。”

我哈哈大笑地倒在地上：“不会吧？！”

我的德国房东老太太叫funny，护照上的名字是susanneemmanuelstockhaus，是个酷酷的老太太，一个不会说德语的德国人。

1937年，那个叫susanneemmanuelstockhaus的女孩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底：“水晶之夜”爆发，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了，陷入绝境的父母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送给了只见过两次面的一对美国年轻夫妇，养父母给了她一个美好的firstnamefunny。

1988年，也就是我、易续、张衣和张恒礼出生的那一年，51岁的funny被汉堡的一个犹太慈善组织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