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页)

这对于明代后期处于危机深重的国家来说，无疑会是雪上加霜。尤其是王学中的“无善无恶”之说，更是让有现实感的东林名士们深恶痛绝。

什么叫无善无恶，顾宪成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宣扬的是一种可是可非模糊善恶标准的理论，就这理论来说到无妨，可是为虎作伥，成了为朝廷中的庸碌腐败官员张目的工具。人家王阳明不是说了么，人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就是有再多的丑陋行径也称不上恶了。相反那些勤恳塌实为朝廷做实事的人就遭了殃，你做得再好也等于零，善和恶是没界限的。这还得了，在王学末流的曲解宣扬下，简直连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都被取消了，怪不得那帮人只能“空则一切解脱、无所挂碍”去了，顾宪成把王学的无善无恶归结为两个字，一是空，一是混，说他这种学问就是混淆是非的，势必会为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提供理论依据，势必会混恶为善。以善为恶，将仁义礼法等一切善的东西都归结为恶的结果。高攀龙也不放过王阳明的这个学说，抨击说无善无恶崇尚的“无”，其实这是大乱之道，这样的学说只能成就恶的发展，而真正摈弃了善。他引用方本庵的那句话说：“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一言中的，高攀龙所提倡的士大夫应该有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而不是需要那群食朝廷俸禄的士大夫，无所事事不分善恶地大谈心性。顾宪成更是具体分析了无善无恶的流弊，它不但助长了乡愿恶习，也出脱了小人埋藏了君子：

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为了君子，小人一剩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

——《还经录》

很明显，顾宪成所谈的君子不是道貌岸然的无用之徒，他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从天下出发，从国事出发，他所谓的君子一般都是同情百姓对腐败的朝政直言敢谏的官吏和文人。当然，那些小人主要也是指在朝廷中只追求己身的功名利禄而甘于依附腐败势力的官员。我们也可以隐约看见，其实东林学派与当时务虚的学风之间的争论也不是偶然的。它这必然是当时社会危机深重的产物，顾宪成的眼光清醒而独到，所以他必须把这些时代病指正出来，为的是什么，显然是为朝廷为天下。顾宪成心里其实有极深的儒家情节，这种情结也逼着他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和继承。他反对王学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也反对程朱理学中的不合理成分，比如程朱理学中讲的训诂词章之学以及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教条，与社会无益，顾宪成就极其反对。当然理学中的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学派还是一脉相承的。

东林名士（6）

万历三十五年时，不知道朝廷怎么又想起了这个在江南讲学的顾宪成，准备启用他，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其实他已不怎么想当官了，在东林书院，他见着一批批的有识之士走向全国各地，心里已很满足，但任命来了，自然还得去，走到丹阳，头痛的旧病复发，干脆回到无锡讲学。回来讲学的一两年中，由于东林书院的影响太大，因为一次纵议国事的事还引起朝廷官员对东林讲学的非议，攻击象潮水一样涌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耳边。有的人建议时局纷乱，不如东林书院规定的会讲不要再举行了，但顾宪成认为越是时局纷乱，越需要这样的讲学，让士子们在国家危急关头讨论政事本身就是东林书院开办的宗旨之一。书院的会讲风雨无阻，一切依旧。

万历四十年的五月初夏，顾宪成病倒在了东林书院讲席上。同月二十三日，这位一生心忧黎民苍生的思想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幸他有个书院，虽然生前官做得不是太大，可现在学生也不少，这些意气奋发的学生定会把老师的思想传下去，他心里虽然仍充满了忧患，但嘴角应该也挂着些许笑容。

至于东林书院的主持工作，也只能落到了高攀龙身上。

五

万历帝死后，光宗即位。哪知道他更是个短命的皇帝，即位一个月就一命乎乎，这样皇长子朱由校就上台了，东林党在扶立这位熹宗皇帝时立了功，自然受到器重。高攀龙也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光禄大寺丞。对于有济世情怀的东林党人来说，他们无疑看到了希望，有一展宏图的机会了。这位熹宗也接受了朝中大臣的建议，将神宗时代遗留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招回京城，不再到民间横征暴敛。另外东林书院出生的这帮官员，还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兴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