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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过上海的俄罗斯作家

——伊·冈察罗夫（1812—1891）

在圣彼得堡沃尔科沃公墓里，我又一次来到一座圆柱墓碑前。这是十九世纪典型的墓碑样式：一块草坪上，竖着一根黑色的圆柱，顶端托着墓主的胸像，前后左右围着铁栅栏。

墓主蓄着连到鬓角的胡须，双目炯炯有神。他在这里耸立了一百多年，见过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就是俄罗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冈察罗夫。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三件事。一件是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一件是他是俄国作家中第一个到过中国和写过中国的人；另一件是巴金的哥哥李尧林的墓碑上刻了冈察罗夫的小说《悬崖》中的一句话。

冈察罗夫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三部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他本人把它们看成是一部“被一条共同的线索、一种首尾一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三部曲。

冈察罗夫在俄国文学中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奥勃洛莫夫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养尊处优、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实际工作的人的代名词。

冈察罗夫自幼对旅行怀有兴趣。长大成人，已写出一部小说之后，1852年，他碰到一个好机会：俄国海军上将普嘉京率领俄国舰队到世界诸国去谈判，需要一位善于写作的人当秘书，冈察罗夫被选中，那一年他四十岁。

1852年（清咸丰二年）10月7日，普嘉京等一行人，乘坐三桅战舰“帕拉达”号，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特起航，经过波罗的海、北海，接着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越过印度洋、太平洋到达东方诸国。一路上航行一年多时间。

1853年6月14日“帕拉达”号抵达香港，停泊二十六天。冈察罗夫根据所闻所见写成《香港》一文。8月10日战舰到达日本长崎。普嘉京海军上将到各地进行谈判，这时闻到俄国和土耳其可能发生战争，俄舰掉头开往上海。

1853年11月23日冈察罗夫从长江口随同战舰上的人员改乘商用帆船，前往上海——中国近代首批开放的口岸之一。

他来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之间。他亲眼看到英国殖*义者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用鸦片商业毒害中国人民，欺压百姓。他到过英、美、法的租界地，出席过美国领事馆的宴会，也参观过中国人开设的饭馆，到过近郊、码头，观察了农民、水手和搬运工人的贫困生活。他逛大街窜小巷，写成《上海》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是“商人”，是“出色的手艺人”和“工人”。他预言“这个民族注定要在商业上起重大的作用，也许还不仅只在这一方面。”

冈察罗夫到达上海那一天，正好是小刀会的起义军和清朝官兵进行激战的时候。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观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起义者。他的文字中对革命者有贬恶的用语，但他真实地记录下官兵的残暴，同时也看到小刀会起义者正进行的机智、顽强和英勇的斗争。

冈察罗夫虽然在上海只停留了二十二天，但他凭借敏感地观察深深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勤劳，他说“中国人是活跃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尽管赤贫如洗、肮脏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出主人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1853年11月17日战舰重返长崎。1854年8月，冈察罗夫改由陆路，穿过西伯利亚，经由伊尔库茨克等地，于1855年2月25日回到彼得堡，不但实现了他远行的愿望，而且还写成一部旅游记。

1855至1857年他在俄国刊物上分别刊载了游记《“帕拉达”号三桅战舰》，1858年出了单行本。该书在文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记，而是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冈察罗夫墓碑还使我联想到李尧林的墓碑。

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他们兄弟关系极好，一起离开四川老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大家庭衰落后，李尧林竭力担负养家的重担，用微薄的教学工资资助家业，为此一生未娶。李尧林学的是英文，毕业后担任中学英语教师，同时从事文学翻译。他根据英文译本将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悬崖》译成汉文出版。

李尧林逝世后，巴金将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用他的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还请钱君陶先生写了碑文。墓上是一本用大理石雕刻的摊开的大书，书上刻着李尧林译的《悬崖》中的两句话：

别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