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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感觉太紧了，不够疏朗。我不太知道这个意见对不对，因为现在木已成舟，很难再重头试过，或者从后窑医疗站走开去一点，或者甚至只把后窑医疗站当作背景来写，都是有可能的写作，但是这部小说却只有现在这一种可能，就是你说的，后窑医疗站一直是个事儿。我在想，也许因为写的时候太投入，太专注，太一根筋了。幸好这许多事情基本没有淹没人物。当然，也可能要淹也淹没不了，因为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如果他们被淹没了，我想我会设法让他们重新浮出水面的。

汪：这就决定了小说中人物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多重的，有血缘的，有生活的，社会的，情感的，更有小说叙事上的，是功能上的。

范：你说得太丰富了，别说写的时候我没有能力考虑那么多，现在听你说了，我再回头去想，也仍然没有那么理性，但是知道你的说法有道理，你是用心地解剖了这些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你的说法能够帮助我在今后的写作中多用一点理性的思考作指导。这是批评家对写作者的很大帮助。

汪：从功能上讲，每个人物在小说叙事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的上场与谢幕，比如万小三子，在情节推动上是个很厉害的人物。

范：万小三子是另类色彩，多少有一点魔幻色彩。在写第一稿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明白这个人，到了修改稿的时候，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做着每一件具体事情的却又是一个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向何而去的人，他时时刻刻在帮助不愿意当医生的万泉和当医生，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助万泉和。我的初稿里写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修改的时候，我把“为什么”改掉了，没有“为什么”，他只是做了，只是在做而已。对于农村和农民，尤其是过去的农村和农民，有时候你不能过分追究“为什么”，农民经常不问“为什么”，也不在意“为什么”，他们的全部想法就是过日子，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不要生病，万一生了病要有人给他们看病——最好不要他们自己掏钱就给他们看病。其他的“因为所以”都跟他们无关。我曾经呆过的那个地方，那里有大片的桑地，有很多大河小河，总是阴沉沉湿漉漉的，有点魔幻和鬼魅。我在农村生活过多年，现在也依然与农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喜欢农村，这部小说写出来后，我觉得自己对农村都着了迷，我甚至想今后我会不会变成专写农村的作家啊——扯远了。

汪：再如，万人寿，别看他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但对万泉和，对涂医生，对后窑人来说，作用也是很大的。

范：是的，万人寿对万泉和的作用，也就是对后窑人后窑村的作用，再说大了，甚至也就是对一个地方和几个时代的作用了。只有万人寿能够合格地长久地在后窑当医生，但偏偏他躺倒了，看起来此后好多年后窑的医疗情况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万人寿躺倒了，其实不是，这不是万人寿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

汪：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是网状的，在不同的方位，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节点。在语义层面上，他们一同组成了特定时期的中国乡村生态，在小说叙事上，用叙事学的话说，他们是不同的“行动元”。你在作品中不时地更新“我家院子的平面图”，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物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这一工作是不是很费思索？

范：是用心的，但并不太费思索，因为我一旦进入了“后窑”，找到了后窑的感觉，找到了后窑的状态，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就随着后窑的时间的变迁和事件的展开而不断地变化，是很自然的变化。你所说的人物关系是网状的，也许就是因为后窑是一张网，人物都在这张网里，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小状态，这许许多多小状态又织成一张大网——后窑——乡村的生态。

汪：在人物刻划上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相比较你的前几部小说，你比较注意挖掘人物性格中的“奇异性”，如吴宝、万里梅、胡师娘等，我想到汪曾祺的小说《异秉》。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以外，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包括这几个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

范：你说人物性格中的“奇异性”我觉得非常好，也颇有些得意。其实我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只考虑到特殊性，也就是想写几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物，写几个平时不多见的人物，有一点独特的个性，你冠以“奇异性”，就上升了档次，我心里哪能不偷偷地乐？就说万里梅吧，她其实病得很苦很苦，我知道农村有许多这样的妇女，病病痛痛一辈子，当然许多生病的妇女还要劳动，不象万里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