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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死后，宋太宗命徐铉为他写“神道碑”。原来张洎、汤悦等一干原南唐旧臣，素来和徐铉不和，他们知道徐铉一向和李后主交厚，又怀念故国，是以一致向宋太宗举荐徐铉，只盼能从中挑出些“毛病”来陷害他。徐铉接旨后，向宋太宗哭诉道：“臣旧事李煜，陛下若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旨。”宋太宗见李煜已死，更无后患，乐得大方一些，便依允了。于是徐铉书碑，但据事实，于南唐亡国之因，只称“历数已尽，天命有归”而已，更没说一句无中生有的贬斥后主的话。后人称为“信史”。由于太长，故不援引。但徐铉写的两首《吴王挽诗》确是情意深厚、忠于史实的。补录之于下：（一）

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

青松洛阳路，白草建康宫。

道德遗文在，兴衰古今同。

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

（二）

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

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

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

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

诗中说：“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也未必尽然。千古以来，有几个史学家像陆游一样，称赞他“仁爱足感遗民”的？有几个像徐铉一样说他“江南广旧恩”的？有的人责备他“佞佛”，有的人责备他“奢侈”，却不知五代以来，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江南人民在李煜“专务恤民”的仁政下，过着太平富足的日子，确是两个鲜明的对照呢！李煜“佞佛”是真的，这是他个人宗教信仰，又关什么政治了？李煜喜欢音乐、舞蹈是真的，但这是个人爱好，他并不奢侈，也不荒淫，史书上不是说他“和臣子探讨治道，辄至深夜”么？又荒了什么政了？连他的敌人，赵匡胤也只能说：“李煜何罪？但卧寝之旁，岂容他人鼾息？”赵匡胤指不出李煜有荒政失德处来，怪只怪他不该割据，妨碍统一而已。几十年后，宋真宗（太宗的儿子）问潘慎修（即给李煜做了几年记室的那人）道：“李煜何如主也？”潘慎修愤然道：“煜或懵理，何得享国十余年？”（意思是：李煜假如是个不识道理的人，又怎能治理国家十余年呢？）潘慎修是当着真宗的面，为李煜说了几句公道话，他比起某些史学家来，人品见识要高明多了。徐铉在挽诗中说：“道德遗文在”，指的是李煜所著的《杂说》，共千万言，李煜自己对《杂说》是颇为看重的，他说：“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以下，有以知吾心耳。”据当时看过《杂说》的人说，这是一部议论如何为政的书，全书贯穿了民本主义思想，在那乱世，人民生命不值一文钱的时代，有这样的思想，那是很先进的了。然而到了今天，《杂说》却已湮没了，没有人可以通过它，知道李后主的心了。

回外回　愁深几许　一江春水向东流（5）

李后主的诗词，传到今天的，共有词四十首，诗十八首，另外还有一些散见各处的断章零篇。他的词却是备受人们赞誉的。王鹏运称他是“词中之帝”；周稚圭称他的词是“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冯煦认为李煜在词坛的地位，恰如王羲之在书法界中的地位一般，是无与伦比的；谭献认为：“后主之词，足当李白诗篇，高奇无匹”；而我最为赞同的是王国维的说法：“后主词，真可谓血书者也。”

几时能到洛阳，凭吊一下李后主呢？

【注】①李煜辞别金陵情况，见马令《南唐书》及《江南余载》、《春明退朝录》。

②对李煜词的评价，见今人詹又新《南唐二主词研究》。

③李后主的囚禁生活，见宋·王《默记》、《十国春秋》。

④李煜被鸩毒事，见《酉堂全集》、宋·周亮工《因树屋树影》、《乐府纪闻》。

⑤徐铉《神道碑》及挽诗，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⑥《虞美人》一词中，“雕栏玉砌”，可以实指亭台楼阁，也可以泛指大好江山。“朱颜改”可以指楼台破损了，也可以指换了主人了。

赵匡胤年表公元927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公元937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随父迁居开封（又称汴京、汴梁）

公元939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赵匡义（后改名光义）生，小匡胤十三岁公元943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赵匡胤试马、土室遇险公元946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