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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定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定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宁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