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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端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　？你就不痛心吗　？“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是博古不肯过问。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　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　）；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