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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欺之以方”！作为皇帝，宋徽宗确实无可称道，甚至还免不了昏君的恶谥；但作为艺术家，赵佶却颇有价值，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个“君子”。正像古人说的一样，君子是可以用一定方法来欺骗的，童贯、蔡京就是抓住了他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可谓巧妙之极矣！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靡，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但像童贯、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恶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艺术爱好而得宠，在历史上也算是鲜见的了！他们不是为了把宋徽宗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更不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艺术家的赵佶当做一个傀儡，一个玩偶，借此攀上皇帝宋徽宗的权力的肩膀。

由此看来，以艺术家的天赋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当皇帝，但却非当不可。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只好扮演历史派定的角色，许多悲剧由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中国多政治家而少学者，少文人，少艺术家，更少科学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里，政治家有时和阴谋家相通），他们害怕同中国人接触。确实，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那些醉心于当政治家的人，如果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觉得应该改行当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的改行，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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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与政治（1）

汉朝自建国以后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中央不易控制。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是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叛乱各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使得晁错被诛，但叛乱的诸侯国并没有因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最后，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巧妙而又十分有效地解决军阀割据问题，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意思是说皇帝很想让每一位皇家后裔都得到一份土地，但皇帝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分给他们，要求各诸侯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这样一来，诸侯国内部就起了矛盾，他们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诸侯国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然而，晁错却没有这样高明，他本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终于落得个腰斩的结局。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乏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晁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

一次，晁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晁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