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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之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翼，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推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战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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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磨难（5）

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孟尝君的政治经营术（1）

“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中国传统军事学上的术语，依靠这种方法，有时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只是这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如果每战皆用，那就必然是自蹈死地而呜呼哀哉！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则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

何以会如此？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家天下”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道理却很简单，你有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的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管仲

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时济世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因此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恐怕很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为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