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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我都挨在学报办公室边上，始终被一个学术空间包容着，提醒着。一九九年代中后期和学报比邻时，我一有空暇便要去那里聊天，翻阅资料。我和学报诸君子熟悉起来，他们之于我，亦师亦友。学报的先生女士们既为人作嫁衣，又术业有专攻，差不多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负责学报的师兄未到任前，我们也在同一层楼上办公。这实在有趣，我生活的空间总是与学报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有一天，我成了学报的编委。我以编委的身份参加过两次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发表过关于学报与大学、学术的“宏论”，看到主事者点头，我挺兴奋的。这年头，办学报委实不容易。我总觉得，一个大学的学报对大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名片”这个概念，其实学报便是大学的学术名片。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懂得的人肯定也知道要如此这般是何等艰难。

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通常把学报的意义边缘化，期刊的等级制已经挤压了众多有生气的学报；另外的压力则来自于职称评审，学报发论文所面临的压力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现在的学术官僚甚多，自己的稿子、别人的稿子都得想办法发表。有时看到什么领导的大块文章在学报的重要版面发表，我通常会不敬地把这一学期学报放到角落里去。我非常理解学报“内外交困”的处境，总是尽量不以“编委”的名义去增加什么负担。此事得罪不少朋友和学生，他们看到我是“编委”，但不知道我没有发稿权，便怀着极大的期待托我推荐稿件，通常我都是婉言回绝的，实在推不掉，也和编辑打好招呼：是否发表需视论文质量定。我觉得，如果自己想做称为学者的人，还得去维护学报的尊严。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体会到了今天办好学报的困难，因此也为学报能够在坚持学术理想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感到欣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下公器（7）

在课堂之外，我们见到的大师是钱仲联先生。在一九八一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我校以钱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申报了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审时，认为钱先生应当招收博士生，于是我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的首批博士点之一。当时江苏的博士生导师只有钱先生与唐圭璋、程千帆、任中敏四位先生。钱先生早已不给本科生上课，正主持明清诗文研究室的《清诗纪事》编撰工作，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室有一间工作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偶尔我们会站在门口看钱先生在不在里面。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出版后，轰动一时。我们系在文科楼三楼，那天橱窗里贴出钱钟书先生写给钱仲联先生信件的复印件时，三楼的人络绎不绝，挤在橱窗前争相阅读。第一次正面看钱先生，是他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季镇淮先生到三楼大教室讲课。钱先生拄着拐杖，坐在前面，没有讲话。季先生的开场白说了尊敬钱先生的话，我坐在下面听了，不免兴奋，前面所说的那种卑微感少了许多。

钱仲联先生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在笺注、选学、论说和创作诸方面都很突出。钱仲联的笺注之学精深博大、严谨完备，被学界视为典范。他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校注》、《海日楼诗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注》、《吴梅村诗补笺》等著作，在系资料室可以见到。由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在编写过程中，涉及清代诗人一万五千余家，最后采录入书的还有六千余家。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历时八年而告竣。钱钟书先生曾先后两次来信，大加赞赏，称：“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我们无缘听钱先生上课，但时常听到他的学生说先生上课如何。现在的导师带学生，和钱先生当年不太一样。每星期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即使身体虚弱已极，一上起课来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的一位高足在回忆文章里说：他上课几乎纯用老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而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他虽为我们讲明清诗文，却常常旁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先生授课从不用讲稿，也不开中药店，而是神思飞扬，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左右逢源。高兴时手舞足蹈，謦欬横飞，吟哦之声不绝，学生总是听得如痴如醉。

一个有学术大师存在的院系，它的秩序会建立在学术本位的基础之上。钱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说自己的学问如何如何。这就造成了一种敬畏学术的氛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