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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过程中，丘吉尔坚持要让张伯伦担任下院领袖兼枢密院院长。

后来的事实证明，丘吉尔安排张伯伦入阁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张伯伦虽然是推行绥靖政策等的代表人物，而当他意识到他的绥靖政策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并没有利用自己在保守党的领导地位刁难丘吉尔，而是以反对法西斯战争事业的大局为重，竭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对丘吉尔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当然，容人之错还应掌握其它的一些原则，例如：“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的原则；“忘其前愆，取其后效”，“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的原则等等。

古人日：“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是说大凡在事业上欲求进取，以事业为重的领导者，必须“不忌小怨”，容人之隙。

容人之隙可以“化怨为谊”，获取人心。

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大宴群臣，并让爱妾许姬为大臣们敬酒。一阵轻风，吹灭了厅堂内的灯烛，黑暗中，有个人拉着许姬的衣袖调情。许姬不从，顺手扯下了他的帽缨，并告诉庄王，要求掌灯后立即下令查出帽子上没有缨的人。庄王哈哈大笑，当即发话：“请众官都把帽缨去掉，以尽情痛饮。”待大家都把帽缨扯下，庄王才下令点灯。这样，究竟谁是行为不轨者，已无法分辨。许姬不理解，庄王说：酒后狂态，人常有之，倘若治罪，必伤国士之心。后来，在吴兵伐楚的战争中，有个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为保卫楚国立了大功。此人名叫唐狡，他就是“先殿上绝缨者”。后人有诗赞道：“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蓄鱼水忌十分清。”

俗话说：“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领导与部属常在一起，难免矛盾，甚至可能产生怨恨，作为领导者若能容人之隙，不计小怨，则能迅速化解危机；但若记恨在心，伺机报复，则小怨必成大怨，甚至反目为仇，刀枪相见。

容人之隙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念旧恶，度外用人。

度外用人是历代智能之士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

丙吉是汉宣帝时的丞相，以知大节、识大体著称。又宽厚待人，惩恶扬善。尤其是对下属，从不求全责备。对好的下属，他大力加以表彰；对犯了过失的下属，只要是能原谅、宽容的，他都尽可能地原谅、宽容他们。

丙吉有一个车夫，驾车的技术很好，其它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一个毛病——喜欢喝酒。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出门在外也是这样。

有一次，丙吉出门办事，带了这个车夫驾车。殊不知他这次喝得大醉，车子还在路上，他就呕吐起来，把车上的座席都弄脏了。车夫一见自己弄脏了座席，吓得不知怎么才好。

但丙吉并没有多说他什么，只让他把车上的污迹擦干净，然后又赶车上路。

回到相府，管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车夫一顿，并向丙吉建议说：“大人，这个车夫实在是不象话，干脆把他赶走算了！”

丙吉摇摇头说：“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喝醉酒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赶走他，你让他到哪里去容身呢？他不过是弄脏了我的座席罢了，算不上什么大罪。还是原谅他吧，我相信他自己会改正的。”

管家这才没有赶走那个车夫。车夫知道是丞相的宽宏大量才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后，内心非常感激，决心报答丞相。从此更尽心尽意地赶车，酒也喝得少多了。

车夫原本是边疆人，熟知边防报急方面的事情。有一次，他在长安街上看到一名驿站的官员疾驰而过，猜想一定是边境上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于是他紧跟着到驿馆里去打听消息，果然得知是匈奴入侵中郡和代郡，那里的郡守派人告急。

车夫立即回相府，把自己探听到的情况向丙吉报告。丙吉知道宣帝马上会召自己进宫商议，便叫来有关方面的属下，向他们了解被入侵地区的官员任职以及防务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思考了对策。

不一会儿，汉宣帝果然召见丙吉和御史大夫等人商议救援之事。由于丙吉事先已知道了消息，并且有所准备，所以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很快提出了可行的救援办法。而御史大夫等人却是仓促进宫，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对被入侵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一时之间根本就说不出什么来，更不用说切实可行的救援办法了。

两相比较，对照鲜明。汉宣帝赞赏丙吉“忧边思职”，对御史大夫等人却很不满意。

退朝后，其它大臣对丙吉十分钦佩，丙吉却对大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