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第九章 羞对后生（5）

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的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的汉族官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一步步升迁的。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几乎缺乏了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奇怪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的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缜密性，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的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的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了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国家，贯穿始终的却是层出不穷的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