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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史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第五章 洋务运动（5）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可以这样说，就这场洋务运动本身，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应该是相当不易了。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他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格局。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学；国家的统治阶层昏庸无能，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之变时，在认识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中国当时的格局就像一只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风雨来了，很多人吓得脸色苍白，争先恐后逃进船舱躲避，李鸿章却坚守在船头，抗抵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并且，李鸿章还得在正面迎击洋枪洋炮的同时，经常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

在当时的中国，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传统的文化准则和控制力量仍像过去那样强大；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