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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支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如果一味强调某个方面，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尽管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招，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不战而胜（4）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

爱护百姓，增强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过《孙子兵法》，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是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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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无敌（1）

历史有没有预言家？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的西汉墓中挖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历史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相符。难道孙武真是一位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的神仙？难道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多，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