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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处长心里却是这样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

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

“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

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此举，是那个时期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的典型体现，这也正是保持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根本所在。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后，仍不甘心，恼羞成怒的毛人凤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亲自点将组成第三批杀手，把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押了上去。

第三次执行暗杀任务的竟是当年陈毅手下的传令兵、喝着红军“乳汁”长大的变节分子刘全德。刘全德何许人也？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他可算个小有名声的人物，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能够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世经历。

时年36岁的刘全德，江西吉安县人，早在1929年14岁时便离家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头脑灵光，不久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传令兵。后来他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为特务连连长。他熟悉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1933年曾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老手。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3）

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受党教育多年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哑”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剿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成为深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赏识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国民党特务正是利用刘全德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佘珍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到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

为了暗杀陈毅，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他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二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已为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从30年代起，扬帆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至今，他对当年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革命志士的情景记忆犹新。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