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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

彭请“陈先生”吃饭，并象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洲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