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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她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　（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　）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