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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所生的时代，规定了我一条别无选择的人生之路。

我出生在1958年1月。从我出生到1965年，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我接受过极其正规的幼儿园早期教育。

1965年9月份，我正式入学读书。那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就近入学。当时，我随外公外婆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内。他们认为住家周围没有好学校，而坚持将我的户口转到我外公的亲戚家。这家人住在西单民族宫附近，故此我可以经过考试，就读于五年制的北京试验二小。

入学的第一年，我每天由家里的保姆接送，搭乘公车往返于学校和住家之间。当年北京试验二小的教学是十分严格的，从一年级开始，功课就出奇地多。所幸，我的成绩一直良好，并很快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而且在老师的指定下，任中队委员一职。

好景不长。入学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我也就此转入住家附近的南礼士路的育民小学。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于是，从11月份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返校。

由于停课一年，返校之后，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三年级。不过那时的教学多一年少一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亿人口疯狂的年代。对领袖的忠诚渗透在全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记得那时上课的标准坐姿是，挺胸抬头，左手背后，右手将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来听课，只有到写字时才将语录放在桌上，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语录”不离手，“主席教导”不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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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13）

当时，三四年级两年的课程除了算术、体育、音乐以外，语文课本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了。许多字词、词汇的学习都来自于那本“红宝书”。那时年龄小，记忆力好，学生们都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学会了将“伟大的思想”同生活中“渺小的事物”对上线，那个年代，统称为“活学活用”。

印象中那时的作业，多数是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交上一份学毛思想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就是写斗私批修稿、批判稿、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稿。好在那时的文章都不难写，写来写去都是统一的套话。我那时担任红小兵排长，写稿的机会自然是要多于其他的同学。两年过去之后，居然也练就出笔头上的一套功夫。所以，直到今天我仍能将我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诉诸于笔端。

除此之外，那个年代，做得最多和最频繁的事就是上街游行了。大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中央开大会开幕之类的事情，都要游行庆祝的。我们小学生那时多是从复兴门外的育民小学，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装束大多是军装上衣，蓝布肥裆裤，黑色懒汉鞋。这是当时学生的时髦服装，无统一规定，大家都这样穿，没人愿意别出心裁。所以，远远地看上去，灰蒙蒙地一片，虽无色彩，却很整齐，绝不逊色于当今中国孩子的统一校服。

至于去工厂学工，拾麦穗学农，拉练学军，以及挖防空洞备战，那在我们的学生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每个孩子都习以为常了。

我真正开始懂得用功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的学校渐渐地趋于正规化，语文有了正式教科书，学校还开了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珠算、大字、常识和政治课。再加上重新分班组合，我们班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国务院、铁道部、煤炭部等各大机关的知识分子家庭，学习的气氛较之以前要强多了。

凭着我的要强、认真精神，成绩一直很好。但即便是在课业增多的情况下，仍不会多到没时间玩儿。那时我和外祖父母、舅舅住在国务院宿舍的大院里。大院里的孩子们自成一体，虽然没有今日孩子们富有，却也随着潮流编造出种类繁多的玩法。到了寒暑假期间，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我个人玩得最“轰轰烈烈”，最不容易忘怀的是有这么几样。

一个是，攒糖纸。这是当时在女孩儿中风靡一时的玩法。当年我母亲每月给我买一斤糖，一天只许吃两块。吃完了糖，自然是将糖纸夹在书本里攒着。那时的大杂拌糖没有更多的花样，糖纸也是大同存小异。于是我就想着和大院里的小孩儿，互相换糖纸，互通有无。这样，攒糖纸便成为一种孩子们之间的社交活动。有一段时间，不知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