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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突然问,大家有把某个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读过一遍吗?我说我读过陶渊明的集子。小钱先生又问,完整地读下来了吗?我说是的。小钱先生面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说,好啊,这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这次考的是杜甫……我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回到宿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啊,拐着弯地就把考题套出来了。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结果期末真的考了一个与杜甫相关的大题。但我答得并不好,枉费了那日小钱先生的夸奖,至今仍觉得有些惭愧。
孔庆东
吴晓东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当年刚进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兄在那栋宿舍楼上窜下跳、以“教唆”为主要任务,这个人就是孔庆东。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老孔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活跃分子,当了老师更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关于老孔的事迹可谓铺天盖地,如果以后为中文系的老师们编一部《世说》,老孔肯定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新出的一本《北大文学讲堂》里面就有老孔的一篇讲稿,基本是实录,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那次课我是听了的,现在看到这个讲稿仍觉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说老孔的幽默,且说说老孔严肃的一面。
第一次接触老孔的文章还是高二的时候,抱着一本《47楼207》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孔又写了不少书,但我觉得都不如那本《47楼207》。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老孔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老孔总说自己不幽默,又说自己的“满纸荒唐言”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我在一次课后跑上去问,您的《47楼207》写得那么有趣,辛酸在何处呢?老孔很沉重地对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老孔确实是个严肃的人。
我进中文系以后好像一直没看见老孔开过专业课,猜想大约是老孔太有名了,专业课课堂都要挤爆,肯定影响教学质量。老孔已经连开了四五个学期的通选课,从鲁迅讲到金庸讲到老舍讲到中国现代戏剧,面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坚持了他写文章的一贯幽默的风格,课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发邮件跟他说,您课堂里恐怕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吧。他很严肃地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确实,看热闹的人是多数,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从看热闹的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既要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顾看热闹的俗众,不能蔑视和抛弃他们。我时常听到一种对于老孔的批评,说他上课只讲笑话不讲学问,我觉得这大约是没有听懂老孔的课,我去听过,我觉得不仅仅有热闹可看,也还是颇有门道可听的。至于老孔的这种讲法,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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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6)
老孔有时候看起来很“愤”。讲现代文学,跟当下的状况已经算是拉开一点距离了。但他总是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动辄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某人某事拉出来嬉笑怒骂一番。用他自己的话说,乾嘉诸老也未必不关心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把他们解释成“纯学者”而已,不关心现实,什么学问都是做不大的。当然,老孔并不是个一般的“愤青”,他号称要坚持“韧的战斗,不求胜利,只求好玩,在‘韧’中体会战斗的快感。这样战斗,或者会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败。”老孔写了那么多文章,嬉笑怒骂,或许正是他所谓“韧的战斗”吧。所以老孔的“愤”,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记得第一次听老孔的课,他挥舞着手臂对我们大呼:“你们现在如果还在为将来的衣食考虑,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想,这也会是一句激励我一生的话。
李家浩
我在大三上学期选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论”。第一周上课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觉,突然听见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我噌的一下就从桌子上窜起来了,当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后来回味了一下,大约是“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李先生每次上课几乎都是如此,闷着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不声不响地拿出讲稿,一点预备动作都没有,直接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样倒也好,上课听着这么大嗓门的讲授,无论如何是不会打瞌睡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极重,南方人听着还好,北方的同学头几次课根本听不懂。记得第一次课课间休息时,一位北京的同学上去跟李先生说,您的口音我实在不大适应,能看一下您的讲稿么?李先生笑呵呵地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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