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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澎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陈恭澎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陈恭澎对其考察了一番：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5）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澎很懊恼。而且此次狙击失败，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情况。特务们经过研究商讨，决定孤注一掷尽快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澎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澎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澎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澎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