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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到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经过奋斗而突破命运之圈的人，当然也有不少，农村的孩子经过奋斗，十余年寒窗苦读，通过考试，又在大城市里苦苦拼搏，终于在大城市中安了个家，终于可以坐在麦当劳里吃着汉堡，透过玻璃悠闲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但更多的人，奋斗了一生，还没有达到权贵富豪子弟的起点。生在什么地方，不仅自己无法决定，即使是现代最先进的科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出生的那个人会是你，为什么你没有生在美国或者非洲。佛教中有一个比喻很形象，一棵树上开了许多花，花落的时候，有的落在了厕所里，有的落到了水里，有的落到了庭院里，这都是花无法自己决定的，而这无法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就是它们的命运。人的生命也应该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就出生了，生在何处，是自己无法决定的。

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命运”，叫“偶然”也罢，叫“必然”也罢，叫环境影响论也行，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东西是个体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唐代的刘禹锡认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实际上只能是一种愿望，有的东西根本是无从改变的。古人将这种无法理解、控制和改变的东西称为“命”或“天命”。儒家的圣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所说的“命”到底是什么？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注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如果我们承认有命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命运”？既然命运已经决定了那么多东西，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孔子和庄子对“命”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孔子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决定作用，人只能在天命的框架内活动，所以需要知天命，但另一方面孔子又以“天道远，人道迩”而将天道暂时搁置，而去做人世的追求。孔子又认为，富贵长生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甚至不是真正重要的追求，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还有比“死生”、“富贵”更重要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东西使人生充满了意义而有价值。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搁置天命，找到生命之根。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通俗地说，也就是“尽人力，听天命”，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事情的成功与否则交付命运，因为生命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努力的过程而非最后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孔子一方面天下滔滔，事不可为，但还是东奔西走，推行他的“道”。

庄子采取的态度是顺应自然，安命处顺，保全自己的生命，享受精神世界中的逍遥，不受物欲的煎熬，也就可以无视命运的存在。庄子将人生中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为“命”，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在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既然无能为力，那就采取安命无为的态度。晋代的郭象给《庄子》作注，他认为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由先天注定的“性分”决定的，是自然发生的，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的。而人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各自的活动又互相影响，使世界形成一个无比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最后的结果无法预料，因此每一个事物产生变化的原因也就迷失在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因果关系网当中。郭象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事情在冥冥中注定要发生的，无法认知，无法改变，无法逃避，所以应当以从容的态度面对发生的一切，因为一切能遇到的，都是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遇不到的是命中注定遇不到的。

一般说来，命运决定的是功名富贵，正如孔子所说的，人生中还有许多比功名富贵更重要的东西，命运还是给每个人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功名富贵可能与命运有关，但幸福快乐则决定于自己的心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有些情况下似乎又和命运相反，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多数都是命运坎坷的，比如屈原、司马迁，再比如李白、杜甫、苏轼等。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放手去做，在命运所划定的圈子里尽情发挥，尽情享受，只要尽自己的努力，也就够了，如果能突破这个圈子而有所创获，那很好，如果不能，也很自然。我们既要“知天命”，明白自身所受的限制，可以安天知命，顺应自然，如果真的要像孔子所主张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会淡然面对成败，只求过程中的意义，不论结果。前几年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而最近网络上发表的《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更是令无数农村出身的学子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