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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口气。

我去向爷爷辞行。爷爷解开上衣纽扣，把手伸到里面的小袋子摸什么。小时候，当我在爷爷膝下不知为何事而哭得伤心时，爷爷常这样，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个硬币，说：去买糖吃吧……

爷爷摸出的是一张发黄的纸。他用使惯竹篙的粗糙的手，把这张折痕历历、破旧了的纸慢慢展开，原来是一张铅笔画。

歪歪扭扭的线条，粗细不匀的笔锋，一只船，一个比例失调的摆渡人——这不是以前我画的那张图画吗？我曾把它贴在爷爷的土墙上。

我的心一动，从爷爷手里接过自己的“作品”。

“船儿”，爷爷喜欢叫我的小名，“你爷爷是摆渡的，你这个孙子也要跟爷爷一样啊。”

我也是摆渡的？我一楞。

爷爷先是一笑，然后说：“没有老师，你肚子里能有墨水？能跨进大学的门槛？这就像我不摆渡，别人过不了河。”

我恍然大悟：教师——摆渡的，摆渡的——教师……

爷爷还要说什么，对面过河的人喊了“过河噢——”

我赶忙叠好那张画，跑到渡口：“来了——”

冲击了我们的文学观，并且拓展了我们视阈的是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小说革命”及当时的文坛。各种与以往阅读经验不同的文本，以及眼花缭乱的新思潮改变了文学史教科书的结论和课堂的秩序。虽然北京的文化沙龙、画展离我们遥远，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遥远处传递到校园。喧哗与骚动，也是我们校园的写照。

正像后来我们意识到的那样，人文学科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领风气之先。此时的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中仍然是最重要的系科，考生报考中文系的仍然众多。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共识之一，文学一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的活跃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重返自身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在从“*”到“新时期”的过渡中，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既承担了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引领、文本的生产以及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经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文学批评，既介入了文学史进程，又介入了公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当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反响。中文系的学生贴近了时代，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的人增多，与八十年代这一大势相关。

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别的系科学生更具优越感。但中文系学生的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末期后逐渐消失，人文学科中的史学、哲学专业越来越少考生报考；因为外语作为工具的原因，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长盛不衰，但其他文科的学生则以为母语都没有学好的学生如何学好外语；法学和商科在这时崛起，计算机、电子、信息之类的工科逐渐成为招生的热门专业。社会的变化，在校园里同样反映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长。九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在大学逐渐边缘化，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从许多校园中消失，母语的危机也成为最大的文化危机之一。

书里书外（7）

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当时疯狂购买的许多文史哲著作也未必全读懂。但那时只要有新书一出，无论是本土学者论述新思想的书，还是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都迅速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成为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援西入中，一时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维。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这个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背景，甚至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在苏州这样一座小城，虽然新华书店无法和上海、北京相比，但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快地买到我们想读的部分书，我们学校小书店也不时进来一些新书。大学毕业后又住在校园里，有事没事就往小书店跑，这个位于学校中心的小书店因为专营学术书籍总是挤满了淘书的人。但这一状况慢慢改变，无论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还是校园里的小书店，越来越少我们想买的书。以前只是偶尔去上海买书，后来不得不常去了。终于有一天，校园里的小书店只卖电脑书籍、外语考试类书籍了。

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再走进过这间不断变换承包人的小书店。刚进大学时，在一个亭子里，我穿着一件军装，手扶栏杆，微笑地望着前方，这个动作被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我视线的前方，就是附近的那间小书店。我的照片已经发黄，亭子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