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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抱怨对他来说，就像食物和睡眠一样必需。

然而，这并不会让我停止甚至减弱对他的尊敬。如果说我有一个通晓几乎所有事情的权威顾问的话，那个人肯定是爸爸。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终决定（我应当附文写明仅限于政治与科学领域。）＇划掉一行＇。我把爸爸充满鄙夷和讽刺的话语当作真理，因为真理越是尖锐我就越喜欢。爸爸其实很棒：他从一个朴素的农民成为一个受到全面教育、极其聪明和先进的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谁都比不上他。

虽然我们并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可是爸爸对我们的评价也太低了。他贬低所有的苏联青年。对他来说，我们姐妹三个在各个方面都笨得无可救药，没什么长进，都很肤浅。我们是女流之辈这个事实更让他坚定了态度，因为照他看来，所有的女人都是垃圾——这也不单单是他的想法，其他许多男人也是这么想的。幸好我没有兄弟：否则他和我们的待遇差别就更大了。

共产革命的目标是社会平等，也就意味着妇女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没有一个女人在政府担任要职，通常，女人不掌权。理想的苏维埃女性是纺织女工、农民或是工兵，她应当多生儿育女，忠于丈夫与国家，做事高效尽责，同时必须顺从。性别歧视在20世纪30年代是视为社会正常的思维方式：尼娜父亲对女性的看法在苏联被许多男性认同。

1934年1月1日

就前面一小会儿，我和伊琳娜出去谈了谈——毕竟，和她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她自己也说个没完。我对她说的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边散步边听她说着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种种琐事，感觉实在有点儿怪。或许她也不是特别开心，不过她还是兴致很高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她与两个迷人的伙伴一起度过的时光，一个是比她大两岁的漂亮女友，另一个则是她的追求者，一个和她同龄的希腊人。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就是谈谈情，跳跳舞。

要不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话，我不会相信那就是13岁的伊琳娜所做的事。在这方面，她似乎比我成熟多了。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风趣、苗条而快乐的女孩的影子，她知道该对追求她的人说什么话，而且她还会跳舞。最开始她总是说不喜欢跳舞，但很快就乐此不疲了。

女孩子就该是那样！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丑八怪，脑子里总想着所谓平等，坚持要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是谁把这些愚蠢的想法塞进了我们的脑袋？为什么男人掏钱帮我们买电车票或者请我们去看戏时我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真是可笑！我们现在真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过只是女人而已，别指望男人会对我们另眼相待，否则那才叫荒唐愚蠢呢。

我想如果有一天，伊琳娜的希腊爱人把她的外套递给她，或是赶紧冲上前去帮她搭鞋扣，伊琳娜一定不会觉得惊奇，反倒是十分荣幸。她那样也是对的。莉莉娅已经把电车上男士给女士让座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我还是觉得很丢脸。一旦我意识到男人比我强百倍的时候，我就会抛下一切想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抱负，甚至还会感激他们给我们随手丢来的微薄施舍。

简而言之，我今后也不过就是个女流之辈，还要特别提防男人跟女人说话时脸上那种特别的讥笑和嘲讽，还有他们夸张的优雅与礼貌。今天，爸爸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他说：“你们这些丫头怎么能和男孩子比？他们都很了不起，你们只是丫头片子。”我站在那里，轻轻笑了一下，倒没觉得生气——他自然是对的：我们怎么能和男孩子比？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与抱负，它们以后注定要流离失所。

1934年1月7日

一个人在家真是开心极了。我告诉自己：“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种是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不可能；另一种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一件事可做了。”我嘲笑自己毫无逻辑的结论：只能什么也不改变，继续生活下去，但那也不可能，不是吗？有三个不可能，第三种最不可能。痛苦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无能。“我可以毒死自己，”我想，但不用以前想的方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而是用完全合法的办法。如果有人想开玩笑送我一瓶鸦片，我才不会拒绝呢，会很开心地喝掉。但……没法做到不让别人知道。这感觉怪怪的，让我很害怕。妈妈知道会怎么想呢？这会对其他人——特别是妈妈有什么影响呢？

我越来越为自己的长相与性别痛苦不堪。我是个女的！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我是个贱人！但终究还是个人。吃晚饭时还要伺候爸爸和尼古拉，真是件痛苦和丢人的事。他们凭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