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但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但不知李泰国哪根神经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对总理衙门说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九十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也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海”“塞”之争（2）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骚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绝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要收复西北实在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此论遭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坚决反对。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国人不能逞志于西北，西方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这时，同治帝为八大胡同的风流时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带着对清王朝的无限担心永远离开了人世。其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苦命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陈明目前国家财力紧张，应停止西征、固守关塞。陕甘总督左宗棠马上反对，认为停兵节饷与投降无异，非但陇西不保，甚至危及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大学士文祥也支持左宗棠。海、塞防之争不断升级，总理衙门不久出台处理决定：一、筹建海军，加强海防，海防经费有限，难以筹措三洋海军，先以北洋试点；二、陕甘总督左宗棠长期屯兵西北，政绩卓著，是督办新疆军务的最佳人选；三、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划拨粤海关、潮州关等地四成洋税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