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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一番后，离开时的依依不舍和惆怅无奈。不过，昌平园也有自己的风景。这里的草木更深，绿色更多，园子的东部还有一大片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园子的周围，山清水秀，景点众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缩微景观、八达岭等，我都是在这一年间游览过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众多北京人未曾耳闻，那里山的坚硬与水的清亮，罕见地都异常纯粹。我们看到两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山谷间，据说便是穆桂英大战辽兵时的拴马石。

多数时候，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连园门都不出，因为哪怕是到昌平县城，也有两三公里路途，需要乘坐当地农民出租的三轮车。园子里的生活也并不那么单调，各种社团活动争奇斗艳，吸引了大部分学生。我参加的是园刊《世纪风》。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应征，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间，通知我被录取了，并且表扬我的文字不错，比较有底子，达到了大学生的水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几句简短的评价，日后我一直感念在心。

侯桂新：底气（2）

上课、读书、写稿编稿，生活其实也挺紧张，但相比后来，在昌平园的一年，时间的脚步还不是那么“匆匆”。至少晚自习后从主楼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灯底下踱步，把思绪放飞。那一年人特别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虑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这似乎有点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后，踏入社会，碌碌辛劳中，连这一点咀嚼的空间和精力都没有了，心灵越来越枯涩，便不免怀念昌平园那一条踏过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边的阳光露水，和深夜闪烁不定的昏黄灯光。

三

在昌平园的时候，同级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总共不过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栋宿舍里，加之只有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尽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见了，认识不认识的，一般都会含笑打个招呼，这一份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往后不会再有了。记忆中，那时人的笑脸特别明媚。

这种感觉很快流失了。一年过去，我们回归燕园，这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汇入一条大河，昌平园的熟人们四散开去，无声无息，大部分竟然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燕园太大了。

经过一番打散重组，我们重新上路，开始真正触摸和融入北大的传统和现实。

二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还是保持着对学生社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三年级以后，大家对校园活动似乎普遍失去了热情，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问题。就自身而言，除了读书和写点东西，我长久得以维持的兴趣，便是听讲座。

北大的讲座文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关。一般来说，凭借它的声望，被邀请者不管名气多大，职位多高，都不会拒绝。于是，北大的学生有福了，可以见识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

我在北大听过的讲座和座谈不算少，印象比较深的却只有几场。

一是张承志先生的。一个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东边的一个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讲西北草原。能够容纳100多名学生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路过的人从门外踮着脚尖，透过一群人脑袋的缝隙，想要往里看个究竟。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张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个以笔为旗抵抗流俗的斗士。以是，当我在教室里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非常惊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衣着朴素，头发稀疏，尤其和我在书上照片看到的年轻时的浓密不同。这一场考古学讲座的内容如今在我脑海中只余下个标题的大概内容，而张承志黝黑的皮肤、平实的语调和卷曲的头发则时时浮现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这位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的“五七”一代老作家，对中文系的师生很有吸引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拥挤，座谈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会议室，有幸参与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师生。我又一次感觉到想像和现实的错位。王蒙，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和幽默、文笔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长者，就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不声不响的干瘦小老头吗？那一天他的兴致好像不高，几乎没说什么，他的话，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三是余华先生的。声势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101，一个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还不够大，讲台左右和门口内外都挤满了人。作为先锋作家的主将，余华的外貌并不先锋，壮健的身躯，饱满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谈话比较幽默，同学提